郑永年：中国转型社会立法要先行（4）

现在，在南海航道问题上，好像话语权在西方一边，但我觉得，实际上这应当是中国的话语。这个话语权是中国有关方面不作为，让渡给其他国家的。

南海航道的安全，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正常运作。南海发生问题，可以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直接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至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以民生促民主

法治周末：南海问题凸显，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的高增长阶段是否已经过去？

郑永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增长阶段。如果在今后20年能维持六到七的中速增长，中国就可以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如果马上进入低增长阶段，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就像菲律宾、泰国等。

法治周末：如何保持这种中速增长？

郑永年：中速增长是有希望的，但是需要改革。中国之前的经济改革是主体，下一阶段的主体改革应该是社会改革。现在，最关键的改革并不是经济，也不是民主化，而是承上启下的社会改革。东亚模式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从经验上说是比较好的。

法治周末：社会改革具体可有哪些措施？

郑永年：从西方历史经验来看，一个是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二是劳动收入的提高。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是这么来的。

人均GDP1000美元可以开放，人均GDP10000美元也可以开放，但前者的民主和后者的民主完全两码事。前者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后者是中产阶级的民主。

好的民主都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怎么产生？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革。

法治周末：那又当如何看待并避免成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郑永年：依我看，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结果，前提是低度民主陷阱。现在，大部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比如菲律宾、泰国。这两个国家是上世纪60年代的榜样，又有民主、又有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亚洲希望，而今，谁都想避免这种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在不应当民主化的时候引入了西方式民主化。西方民主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民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阶级都还没有，还是种族、部落，更没有法制，过早引入民主，导致了无穷的社会冲突，没有人去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大家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一旦今天“民主”了，那么我想，很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民主。

中国需要民主，这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低收入民主，从世界经验来看，很可能是个劣质民主。

法治周末：中国的民主化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郑永年：下一阶段，我建议是以民生促民主，中国这个民族还有好的希望。如果以民主促民生，两者都会没有。当然很多人听了会不高兴，但这是我自己对历史观察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