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转型社会立法要先行

51岁的郑永年自称是“流动人口”：生于浙江省余姚市，19岁入北大，28岁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32岁进哈佛做博士后研究，34岁入职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先后任研究员和资深研究员，43岁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主持该校中国政策研究所工作。如今，他已成为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即使研究基地在新加坡，郑永年依然保持着平均几周回国一次的频率，走进农村，感受中国的根基。他说：“我就是从余姚的农民开始做起的。”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悄悄做外国人的时候，他依然在悄悄地做中国人(著名主持人沈冰语)。即使在海外生活多年，郑永年国籍未变。

郑永年着力研究当代中国的内部转型与外部关系，思考通往大国之路的危机与重生。他一面热情洋溢地用英文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一面用中文尖锐地指出问题，坦陈建议。

与《法治周末》记者的对话，亦聚焦于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的几大关键性问题。这位和蔼聪慧的学者，与许多国人一样，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转型时期的我们，面临什么，又当做些什么。

社会立法非常重要

法治周末：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社会公平，“十八大”亦有很大一部分谈社会建设问题。在今后几年推进和完善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最应当注重什么？

郑永年：我前几年做过统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85%以上的立法都是经济法，社会立法基本上是空白。这几年刚刚意识到，社会管理的概念提出来了。

大家现在讲社会管理、社会公平，以及一大堆社会问题，用怎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呢？我觉得要通过法律，社会立法一定要加强。社会建设，不仅仅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社会立法。

中国的立法，从社会公正角度来看，有很多方面还不到位。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现在有没有建成，我觉得还是可以探讨的问题。

法治周末：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社会立法应当有什么样的大方向呢？

郑永年：社会立法非常重要，一方面，政府应当把权力下放给社会，另一方面又要监管社会。

经济改革后，政府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但政府又忘了法治建设。成熟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今天为什么市场经济有那么多问题？因为没有法治经济。一方面下放企业权力，企业赚钱了；但另一方面，政府没有有效监管企业，结果各种毒食品、毒奶粉事件都出来了。

现在，我们动不动用粗暴的方式去控制社会，引起了社会的反弹。为什么不在法治的构建内去监管社会呢？例如，关于宗教活动、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等等，社会立法还是空白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这一块是空白？这是说不过去的。

法治周末：所以说还是要法治先行？

郑永年：是的。社会管理不是政治控制，管理是法律基础上的管理。如果没有法律规定，什么歪门邪道都可以做了。比如“全能神教”都出来了，人们看了都觉得吓人。发现问题就要用法律去规范，并减少到最低。中国这些问题出现好多年了，但不去规范。“不看到不重视”的鸵鸟政策不行，最后还是会爆发出来的。

法治周末：你如何看待法治在一个国家体系中的地位？

郑永年：法治是国家制度里最最基本的，是所有其他制度的基础。法治是一个关键性的构架，说它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不能表述其重要性。法治不叫制度，是所有制度化水平达到顶点。人类文明的进展与法治相关，要把人类文明的成果巩固下来，最有效的就是法治，其他的方式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