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转型社会立法要先行（2）

法治周末：就您观察，中国的法治建设有何值得注意的问题？

郑永年：对政府来说，现在政治控制过多，法治监管过少。但是法治在很多方面都是缺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政治不平等，非常主观。广东官员和北京官员处理同一个问题可以是不一样的，东部西部也不一样，大家感觉到不公正。

法体现社会公平、公正性。有些学者感觉到，政治干预很讨厌，但如果是法，他就觉得自己心里有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法治周末：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是否应当保有自身特点？

郑永年：任何法律都是演变的，没有一个法律体系一成不变。一个法律的有效，关键要根据自己的文化来制定法律。法律精神，归根结底体现一种文化精神。文化精神很重要，不能照搬照抄任何一个国家，中西方法治社会不一样。比如西方民主模式，其实西方每个国家都不一样的。任何东西都有共同的方面和特殊的方面，中国法律体系也有普适性，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律内容要根据中国国情来讲。

真正的文化来自草根

法治周末：在您的很多著述中，文化都被放在一个根本性的位置。在当代中国内外转型期，文化随着经济“走出去”，收效如何？

郑永年：中国文化走出去，政府努力很多年，很使劲，但不给力，困难重重。媒体是一种推销，但你要推销什么？有人说媒体是第四权力，但我觉得，媒体本身也是一个工具。要看这个国家传达什么出去，产品很重要。当中国自身还没有确立一种非常吸引人的核心价值体系与一种能和其他国家共享的价值体系的文化，营销怎样努力，都是不给力的。

推销要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运用媒体，比如互联网，建立一种我们自己新的文化出来。

法治周末：如何看待这种“新的文化”？

郑永年：文化不交流不会发生冲突。交流起来，一方面有好处，互动之下产生新文化，同时冲突也是有的，网络民族主义就是重要表现。

法治周末：您提到的互联网，是否在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中承担重要的“推销”作用？

郑永年：互联网第一次给了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空间。我也一直关注草根阶层，大部分草根阶层是非理性的，但也有些草根阶层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思考。我觉得他们思考的东西，确实比大学里面高高在上的教授更有深度。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从积极方面来说，如果我们可以对互联网加以正面监管，尤其是法治，允许它作为一种创造工具，我想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来说，互联网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

法治周末：那“产品”方面呢？

郑永年：真正的文化不需要政治力量的推动。比如，中国古代文明非常发达，但除了长城是政府推动造的，其他更多是精神上的文化。包括孔子，他来自民间，没有政府帮他。真正的文化来自草根，能反映这个社会的现实，这才是吸引人的。

法治周末：在您看来，文化应当是不断与时俱进变化着的？

郑永年：文化不是一成不变，比如儒家文化，从孔孟之语到王阳明。新制度的引入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创造一个新文化，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即使一些因素从西方引进来，肯定要与以前的文化有一个连续性。

“五四运动”之后，破坏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但到现在，传统文化越来越浓厚了。这说明文化是破不掉的，文化是你血液的一部分，存在即合理。

以前为了革命，把文化用“封建专制”和“落后”4个字就总结了，这是不对的。几千年的文化不是几个革命化的字就能总结的。说这话的人本身可能就是这个文化的产物。

法治周末：现在，有些人觉得西方文化都是好的，也有一些人呼唤还原中国传统文化，你怎么看？

郑永年：这两点都过于狭隘。“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直就是一个西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化啊，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中国文化。孔家店砸了几十年，还是砸不掉的。

但传统文化捡起来，裹小脚、树牌坊等歧视妇女的东西，现在还能保存吗？一定要根据不同时代的变化。中国传统《易经》说，世界万物都在变化，唯独“变”是不变的。文化的“化”是动态，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延续下去，生生不息。

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到底实际会怎样才重要，不要臆想性的。

中国有太少的知识分子

法治周末：您在论述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时也提到，知识分子要承担公共责任？

郑永年：权力、经济要承担公共责任，知识也要承担公共责任。公共知识分子要讲自己的公共责任。所以自律还是需要，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讲的。

学者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的职责是把病医好，这是底线。把病医好，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来理解病人、理解这个病。学者也一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是看到并诊疗这些问题，思考怎样把问题改造好，而不能乱说话，乱说话就把病人医死了。

所以我说，中国有太多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太少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还没做好的情况下，大家都抢着去做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