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转型社会立法要先行（3）

法治周末：这方面是否需要政府来介入、监管呢？

郑永年：政府监管不了，你永远要比政府聪明。所以要自律，要靠自己来承担责任，要考虑到公共责任。这也是人类文明的积累。人之为人，就是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法治周末：具体到您自身，有何力推的东西或关注的焦点？

郑永年：我自己关注学术性和政策性两方面研究。从学术领域来说，我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全球化、国家转型、共产党的转型、中国社会的转型，关注这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与现实相关的问题。

我写些报纸文章仅仅是业余爱好，更多实践是在写自己的专著。报纸文章把学术研究和政策思考结合起来，通俗地表达出来而已。

法治周末：对于当代中国内外部转型，您如何理解？

郑永年：我首先看到中国那么多问题，然后如何去理解它们？我就把这些问题放在转型的构架内加以理解。这个转型是世界所有国家所面临的，不仅是中国，美国、英国、欧洲、日本等国家都曾经面临这个问题，现在还在面临。

法治周末：您的研究基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能否介绍一下研究所的发展与研究的关注点？

郑永年：我们这个研究所很有意思，它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本来叫做东亚哲学研究所。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经济起飞之后，面临很多社会道德的问题，政府于是决定要把儒家和道德教育引入，成立这个研究所，把新儒家学者都请到这里，做研究。

1990年新加坡跟中国建交以后，研究所的阶段性任务也完成了，开始要关注当代中国，就改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情况。1997年再次改名为东亚研究所，经国会批准，变成一个法定机构，挂靠在国大。但我们是独立自治的，政府出钱，我们独立操作。

现在，我们主要做东亚当代政治经济社会这一大块，主要是中国，也包括日本、朝鲜半岛等，以及东亚国际关系，等等。

法治周末：东亚研究所对于中国财富转移，富人、官员移民一直有所关注。现在您持怎样一种思考？

郑永年：这个很重要。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财富出走的情况，还要对中国本身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我们创造的财富留不住，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怎样保护财富？我们觉得还是要有法治。现在关于怎么保护财富的法律没有，其他相关法律也有，但是执行很差。

外交大众化有很多麻烦

法治周末：在经济、文化、财富都纷纷“走出去”的历史时期，冲突便不免发生。对于钓鱼岛事件，您如何看待？

郑永年：以前的外交是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国家间秘密的妥协与讨价还价，有了网络就永远不可能这样了。外交民主化以后，就不叫外交了。如果当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有了互联网，那就访不成了。

钓鱼岛事件中，公众参与有积极的一面，但政府的空间越来越小，各个国家都是这样。试想，如果当年中俄、中越边界谈判有了微博，那这个谈判肯定谈不成。

以前外交的主要角色是主权国家，如果现在变成社会群体，那就有很多麻烦。当然，这也是一个必然现象，但对所有国家的外交都是一个挑战。我们以后的外交该怎么做？国家间的谈判是双方都妥协，而一旦民主化，就可能没法妥协，因为有更多角色参与到外交过程中。

现在我想，钓鱼岛共同开发的条件还是可以的。中日之间，为了人不能居住的一个小岛，发生一些小冲突有可能，但一场大战争，我想没有可能性。现在中日政府都比较weak(弱)，越弱就越诉求于民族主义，而强大的政府则不需要民族主义。

法治周末：这种外交的大众化，除了对钓鱼岛事件本身，是否对中美关系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郑永年：中美关系的直接影响就是外交的大众化，这种公共外交是麻烦的。

法治周末：也许是因为，许多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是，“我们又没有挑战你，你干嘛要跑过来？”是不是美国看中国与中国看美国，二者在定位上有一些误差？

郑永年：误差很大。美国的理解是威慑中国，即防止中国做一些对美国国家利益不利的事情；中国的理解是围堵，不让我发展了。这个是很大的误区。这也是因为两国没有信任，意识形态、价值观都不同，现在这种信任又跌至最低。

但客观理解，美国还是威慑，不是围堵。如果是围堵，那是美国以前对前苏联的态度，两国除了核武器对峙外，什么关系都没有。但中美有很多利益，围堵中国也是围堵自己。

美国重返亚洲，其实是国际地缘政治变化的原因。地缘政治战略重心紧跟经济重心，哪一个地方成为经济重心，那么所有国家的战略就跟到这个地区。

亚太地区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都是经济重心。现在，中国老二、日本老三、印度在成长、印尼也很大、还有东盟，战略重心当然要跑到这边来，很自然，因为有利可图啊。所以我想强调的是，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要看到这一点。

国际社会有点像黑社会，美国老大、中国老二。老大和老二的关系有两种，一是老大要老二承担更多责任，老大少干活儿、位置坐得越久；二是老大要防止老二挑战自己的位置，找一些手段来制约老二的行为，所以用台湾、西藏、南海等所有问题来制约你。

我是比较乐观的，中国承担越多的国际责任，美国越离不开中国，中美合作的空间远远大于冲突的空间。

法治周末：除去美国，东南亚国家也有各自想法。对此您有何思考？

郑永年：主权国家都在追求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这是正常的。大家都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不免发生冲突。对东南亚国家来讲，中美和平共处，是他们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只要南海问题上，美国不明确选边站的话，问题就不会超出控制。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但可以管理和控制。就像钓鱼岛，战争只能解决谁实际控制，可是对方不会承认。但是，可以管理起来，不让它公开冲突。

法治周末：南海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性在哪里？

郑永年：中国周边，只要与水有关的地方，就有很多问题。南海是历史老问题，最近几年凸显出来，有美国的因素，也更与我们自己的利益资本走出去有着必然关系。

南海不仅仅是主权问题，更是未来中国的生命线。一旦失去南海，中国海洋地缘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中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内陆国家。

海洋地缘是指能够促成或阻碍一国成为海洋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对中国来说，主要是东海、南海、印度洋。现在看来，这所有领域，中国都面临巨大挑战。东海有非常牢固的美日韩同盟；印度洋顾名思义，是印度的势力范围，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因此，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希望在于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