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能力建设的三大挑战（3）

　除此之外，中国外交还面临一个上下协调的大问题。2008年以来，以“3.14事件”和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遭遇麻烦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凸显了“草根包围中国”的新动向，表明中国外交工作的对象正呈现多元格局，面临妥善推动社会层面与国际对接的新形势。如何推动国内非政府组织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奏响政府与社会协同共进的交响曲，使社会力量更好地为中国外交服务，是一个仍需努力解决的问题。社会上的多种声音虽然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但同时也带来凝聚国内共识的困难，以及政府外交应对国外社会力量上的力不从心。在更大层面上，如何运用社会力量服务中国外交大局，与国内深化政府职能的改革密切相关。如何改革和创新更加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如何协调更具现代性特征的合理有效的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进一步从制度上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这些都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根本性挑战，需要全力以赴、持之以恒地加以应对。外交机制上更为顺畅和有效的改革，是这个更大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外交能力建设的第三个挑战来自观念方面，它是指在清晰界定国家利益的同时，外交的背后还需要明确的规范原则以及与国内核心价值一致的追求。规范原则与核心价值互为表里，相互构成，形成一种内外统一的观念体系，用以指导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我们日益进入了一个权力多极化和碎片化的世界。这个多极化并非存在着界线分明的政治结构，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对软权力的争夺日益加剧，各种权力都试图占据道德的高地。这是因为，在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国际社会里，价值观占据着一个社会思想观念的主导地位，传递价值和理念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攻心之举。在当今社会，人不能只是经济动物，所作所为不能仅遵循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还必须遵守规范，具有人文关怀。同理，在国际社会，与什么样的国家打交道、向着什么方向努力、建立怎样的国际秩序等等，也是国际社会日常实践的核心问题。因此，外交背后体现的价值理念，不只关乎国家争夺话语权，还关乎一个国家如何在国际社会安身立命并发展壮大。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两大基本理念，不仅反映了中国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对国际秩序的理想期待，也是中国人顺应世界潮流的选择。　　

要使这两大理念的传播更具穿透力，并具体落实在行动上，就必须与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一个内外一致的观念体系，使外交行为和决策判断具有更可操作的道德依据。目前，这个观念体系已经基本成型，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外交实践中不断加以落实和体现。　　三、中国外交能力建设的几个认知问题　　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与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密切关联。要想积极应对我们在能力建设上面临的挑战，首先需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需要更新观念，开拓思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变化的环境。这里谈三点认识问题：　　

第一，需要重新认识国际体系结构，重视能动性的发挥，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由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风行中国，我们对于国际体系结构的认识趋于单一、静态和注重实力。在这样的结构观下，我们虽可以很好地分析大国关系，但容易忽视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对大国关系作用方式的影响；我们虽可以很好地分析力量对比，但容易轻视国内因素对外交产生的影响，从而在结构突然变化面前束手无策。因此，我们需要突破单一的结构认识，树立动态的、互补的结构观，既要看到国际体系的实力结构，也要看到经济社会的结构；既关注权力分布，也关注社会运动；既重视外部环境，也关照内部环境。结构不被看死，认识上才可能为人的能动性开放空间。能动性实际上包含主体性、位置性和策略性三个方面，它强调的是个体嵌入社会世界、不断通过自身言行介入物质和社会环境之中。这种介入就是要在实践中运用各种能力形式，主动应对变化，创造环境，改善自己。今天的环境，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维护和营造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期和良好环境。因此，重新认识结构和能动性，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加强对过程的认识，重视大国关系的过程管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中国寻求与国际体系不断协调调整的互动过程，它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过程性和实践性。过程性是指中国与国际体系处在一个历时性发展的两个进程之中，一个是中国内部不断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一个是国际体系因中国的融入而不断演变的进程。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使得这两个进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实践性是指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在实践当中不断摸索、形成新知、塑造身份的过程。　　

中国的参与不仅是一个触及中国自身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深刻变化的过程，其作用于国际体系的程度也因中国规模庞大而影响甚巨。管理好这两个进程，既没有现成的理论，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因而必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和不断调整的实践过程。既然中国与国际体系是一个不断演进的互动过程，管理这个过程就成为关键。既然结构是互补的，大国利益是纠缠的，管理这种纠缠也就是事务形态的核心。管理一词，在国际关系领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于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具有首要意义。在结构性矛盾突出和战略互信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要求我们对这一关系进行过程管理，就是管理中美互动，并在过程中逐渐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管理规则，这应该是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本质内容。　　

第三，重新认识功能主义的作用，妥善处理好资源、能力和手段三者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高度关注结构上的权力分布，不够重视功能主义。这种认识带来的行为取向必然是被动应对，重视大局而忽略小节和细节。而实际上，许多事情的成功取决于在一些小节或细节上的突破或者创新做法。功能主义重视功能领域，注意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它告诉我们，解决具体问题有时需避开政治或者难题，而是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不断增量的路线。重视过程管理，就要关注一些细节和小事，加强对策略的研究。在策略问题上，要处理好资源、能力和手段三者之间的关系。资源是从历史和地理中派生出来的如位置、规模和发展程度等要素，构成对外政策的“基础力量”。要使其达到可运用的手段层面，就必须将其转化为能力，也就是转化成可运用的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川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任何特定的手段又存在各种技术类型，但是，由于每种手段都有它独特的从决策到结果的行动过程，因此能力实际上是在行动过程中向外投射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