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春：张闻天为党精心培育群众路线的杰出贡献（2）

二、精辟阐明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

（一）“群众是基础，党是领导”［5］——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张闻天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紧紧围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伟人与群众的关系这两个根本问题，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他指出：“没有群众的革命实践，就不会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与革命运动规律的正确把握而预测未来，指导未来。但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它比马列主义所能预见的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所以，党必须不断地总结群众“实践中的一切新的经验，以丰富与发展马列主义”，才能够“更好地领导群众”［3］。他还指出：“要实现革命的理想，一定要依靠于一定的社会力量，这社会的力量就是千千万万的群众。”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伟人，固然在创造人类历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群众的拥护与群众的行动，任何推动历史前进的理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必须牢固树立“同群众在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观念。［3］

基于以上认识，张闻天进而强调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必须遵循两条规律。他说：“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的共产党，这是一条规律。但共产党只有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接受和实行共产党的正确的路线，才能实现其领导。这又是一条规律。”［5］这里所讲的两条规律，深刻揭示了“党不能没有群众，群众不能没有党”的相互依存关系，而“群众是基础，党是领导”［5］的论断，则是更精确地表达了在党与群众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其核心是强调如果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那就“等于人的头脑脱离了人的身体和四肢一样”，也就“不成其为领导”［5］。（二）“领导就是服务”［4］——建党宗旨在群众路线中的高度概括张闻天一贯认为，共产党要实现对群众的领导，就必须为群众服务。他指出：“党是群众的领导者，而又是为群众服务的公仆”，“领导群众而又服侍群众”［5］，这才是正确处理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归根到底，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人民群众之所以需要共产党，就因为它能为人民群众服务，它是人民群众手中进行解放斗争的工具。”因此，“党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就没有其他利益。”［5］正是基于这种建党宗旨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张闻天创造性地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著名论断，明确指出：“反映和维护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他们的利益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产党的领导。”［5］又说：“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作用，“只是表现为人民服务”［5］。

他反复强调，在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一定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5］的基本观点，始终牢记“主人公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党及领导机构，不过是他们的服务部，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不过是他们的公仆，再没有别的了。”［5］他认为，“只有我们时刻记住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我们才能自觉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我们一切工作的重心自始至终放在人民群众身上。”［5］

以上这些重要论述，是对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所作的最精确的解释，也是对立党为公的根本宗旨所作的最科学的概括。（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5］——科学的领导方法在群众路线中的正确体现张闻天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只有为群众自愿地接受并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时，新社会的创造才会付诸实现。”［5］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能够实现正确的政治领导，自始至终都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并且强调“自始至终都只能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5］。基于这个认识，他认为，不仅在制定路线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虚心向群众学习，而且在贯彻执行路线的过程中，也就是“到群众中去”的时候，同样需要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鉴定和批判”［5］。只有不断地向群众求教，善于总结和吸取群众创造的丰富经验，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并及时修正不太符合实际的决策。“只有依靠群众，领导才有生气。”［5］

张闻天同时阐明，按照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办事，既是自始至终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也是不断教育群众和提高群众的过程。“从群众中来”，党必须使群众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同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地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到群众中去”，还要在宣传教育中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通过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来贯彻执行。只有这样，才是完整地体现“党为群众服务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党既当群众的学生，也当群众的教师”，“只有能真正当群众的学生的人，才能当群众的教师，而教师的作用不过是人民勤务员的作用，决不能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头上。这是关于党领导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5］（四）“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4］——真理标准在群众路线中的贯彻应用张闻天认为，“领导就是服务”主要应通过制定和贯彻正确路线和政策来为人民谋利益。而路线和政策是否正确，不只是在制定的时候必须力求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反映广大群众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要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通过群众的实践来检验。他在1939年就明确提出“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之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强调“党要根据群众的实践来考验党的决定的是否正确”。如果实践证明是不完全正确的，那就必须根据群众实践的经验“来校正或修改”；如果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就“必须抛弃”，并根据实践的新经验“来重新采取新的决定”［4］。张闻天的这个观点，不仅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6］完全一致，而且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运用于党的领导活动之中，强调路线政策之是否正确也必须由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

自此以后，张闻天始终坚持上述观点，并且紧密联系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一再强调实践标准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别有用心地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语录标准”，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思想混乱。针对这种十分严重的情况，张闻天反复阐明“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最后证明党的路线是否正确。”［5］“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5］只有以群众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正确或错误，作为检验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最高尺度，总结经验才能真正达到“发扬优点，改正缺点”的目的，从而“改进党的领导，使党更好地为群众的利益服务”［5］。张闻天的这些真知灼见，尽管当时只能在笔记本上留下墨迹，但是后来随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广泛展开，就会看到这是多么重要的理论贡献。（五）“发展各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监督”［5］——监督机制在群众路线中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张闻天就强调在党组织加强教育和管理的同时，还要“靠人民的监督，最主要的是要把人民代表会制度建立起来”［5］，并且提出了加强监督的具体主张：今后干部要由人民代表来选举；当选的干部要经常向人民代表报告工作，人民代表有权利批评干部工作中的缺点；当某个干部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可以将他撤换，另选好干部去代替他。这些重要思想在党处于全国执政地位的初期就及早提出，是非常深刻和很有远见的。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当轻率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同个人专断有密切联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再造成巨大损失以后，张闻天进一步强调一定要“吸收人民参加管理。密切国家和人民的联系。发展各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监督”［5］。特别是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必须以坚持并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保证”［5］。这种民主集中制，既“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是在正确指导下的继续发扬民主”［5］。后一层含义的独到见解，显然比通常所说的“又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更为精确，强调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全过程始终要把发扬民主作为核心。张闻天还强调指出决不能把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当做无足轻重的形式，而应作为“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这种民主形式的发展，“是教育群众和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重要方法”，能“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人经常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减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等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5］。

张闻天高度概括说：“总之，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真正信任群众，相信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从而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去完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历史任务。”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经常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民主原则、民主作风的教育。同时要使他们经常联系群众，面向基层，到群众中去蹲点，参加定期劳动，轮换工作和学习，生活水平向群众看齐，防止各种特殊化，使他们既当官又当民。”并且强调“这些措施，在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者不脱离群众上是非常重要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