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中国只有走出自己的路才能救自己(2)

历史证明:中国只有走出自己的路才能救自己(2)

3.越南面临的形势值得我们警惕。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受挫之后,西方国家把推广“民主”的重点放在“软实力”上,他们养着一批各国的所谓“民主人士”,用各种渗透的方式施加压力。互联网就是重要武器之一,而攻击一党制则是他们的战略重点。亚洲时报网站5月30日刊登渥太华大学一位兼职法律教授和律师的文章说:“最近出现的要求结束越南一党专政的请愿书,有理由希望他们取得成功。该请愿书由当地学者起草,针对的是目前越共正在进行的修宪运动。”文章说,美国的短期目标是“在人权和民主等核心价值观上(向越南)妥协,以快速发展一个抗衡中国的战略伙伴。在长期目标中,美国将支持越南人民终有一天夺回对国家的控制权,并把美国视为跨越太平洋的民主灯塔。”美国想干什么,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最近美国学者鼓吹对中国打“凉战”,即经济上尽可能利用中国,生意是一定要做的;同时,他们要搞“民主同盟”,以压促变。如果他们能用软的手段改变中国,则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台湾的民进党要员曾不无得意地说:“我们上街喊喊叫叫,就把政权拿过来了。”这是美国教给他们的办法。美国做梦都希望用这个办法在中国大陆也能成功。对此,一切善良的、富有正义感的人们不能不有所警惕。

最近,89岁高龄的李光耀先生在接受美国两位知名学者采访时说:“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思想具有普遍性——人人言论自由的至高无上性。但实际上美国人的思想并不是这样——从来不是。美国之所以长期取得成功,不是因为这些思想与原则,而是因为特殊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财富:丰富的资源和大量的移民,来自欧洲的大量资本和技术,以及让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冲突分隔开来的两大海洋。”在谈到美国认为新加坡独裁时,他的回答是:“(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他们有关我们应该如何治理的建议。我们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生活做试验。他们的想法是理论,未经证实的理论。”

1.如何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按照有些人的说法,中国近百年来压根儿走错了路,在这段历史中的伟大人物都得否定。这种态度有点可笑。也许某些人头脑中所谓的“正确道路”非常美妙,合乎正义,可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听你们的!再说,你们今天可以这样发表如此高论,也是历史进程提供了舞台和条件,并不是你们个人有多大能耐。

历史确实有很多偶然性,但一连串的偶然性便形成了必然性,并不是某个人可以随意更改的。伟大的人物可以在历史上发挥一己的主观能动性,或做对了,或做错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也脱离不开当时、当地的客观环境。越是伟大的人物,越是会在身后留下巨大的、长久的争论。看历史,主要还是要看大的结果;看历史人物,主要还是看他的事功,看他是否让最广大的人民得到好处,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里包含着一个常识:如果把一个人的优点集中起来宣扬,他就是一个圣人;如果把他的缺点和错误集中起来批判,他就是一个恶魔。

西方总结搞垮苏联的心理战有两个要点:一是全盘否定苏联领导人;二是进而否定这些领导人走过的历史。这两点做到了,苏联就彻底垮了。当然,苏联的解体有其内部的原因,这里就不细说了。

2.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人类的文明只有几千年,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史也才500年,望天地之悠悠,谁也别太骄傲。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别人就都得听我的。人民如何当家作主?国家怎么治理?应该允许各国根据各自的情况自行探索,不要强加于人。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多党议会民主好,大可在自己的国内去实践和改进,别人并不干涉。而别人要走自己的路,西方国家也不要干涉。

社会是复杂的,人心是难测的。民主不等于民粹主义。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理性的,都有缺陷,西方人说人“一半天使,一半魔鬼”。西方社会学家甚至很消极地提出:“根据常识,可知这些难治、幼稚的人,个人独行则为盗贼,相聚成群则成暴民。基于人根本难治,统治必须非常严格。”(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第218页)所以,他们的政治理念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需要一个绝对而具备正当性的主权中心。”(同上,第320页)我们的理念是积极的,我们讲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重要的是相信人民,教育人民,引导人民。哪个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好,做得有效,哪个国家就兴旺发达,幸福安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正当性方面受西方的批评久矣,令他们无奈的是越批评中国越强大。西方也有不少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看法。例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5月16日发表哈佛大学教授诺亚·费尔德曼的文章《不可阻挡的和不可移动的对象——美国真的可能与中国开战吗?》,文中说:“我们还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领导层已经不再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务实,并且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他们谋求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规律的权力交接,和一种尝试性的政府问责形式来维护合法性。”这是他的观察。其实说到主义,我们坚持共产主义并不含糊。打个比方,譬如走路,向哪个方向走,这就是主义,我们的方向是消灭人剥削人,大家平等、自由地过好日子,但这是长远目标;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走?我现在站在哪里?遇到什么障碍?该如何解决?这就是具体的政策。政策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方向不变。

世界上还有好多明白人。例如,阿联酋前议员娜杰拉·阿瓦迪2012年11月14日在《海湾新闻报》上撰文说:“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准是其西方化的能力。今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观念。”

我们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今天的世界有趋同性,每个国家负责任的领导人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大家要吃饭,因而要保证就业,因而要发展经济,因而要保持稳定,因而要合理分配以照顾各方利益,因而要公正处理矛盾和纠纷,同时要同外国保持双方可以接受的关系……社会就是在处理和解决这些看来日常和琐碎的事务中前进的。不要幻想动不动就彻底革命,推倒重来。那样的变革,老百姓承受的损失太大,也决不会答应。与其构想宏大蓝图,不如亲身参加几次村委会选举,积累一些解决问题的实际经验。我们也不愿意甘心当别人的试验品,最后让别人看笑话。苏联的殷鉴不远,我们也决不会重蹈覆辙。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此文为《红旗文稿》宣讲家网站首发)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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