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新阶段 把握新契机（2）

最近公布的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有所回落，PPI（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环比双双下降，外贸进出口数据疲弱，反映了当前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外需持续不振、实体经济困难。而此前的流动性紧张、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等，也可能引发金融领域局部风险。对此，务必加强监测分析，密切跟踪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关注各种风险和问题的演变，确保经济增速平稳。能稳住，宏观经济不出现大起大落，就是重大的成功。

抓住增长阶段转换的历史机遇，在不停顿的“升级”中成功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新的重大考验

经济增长速度高到一定程度后放缓，增长的动力机制也将发生相应改变，由此引出的问题和任务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国际经验看，在增长阶段转换时期，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水平“上台阶”：生产结构中的农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支出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同样，我国经济结构也将发生这样的变化，并在特殊国情、特定转轨条件下实现特色化变迁，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城镇化。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与发达国家70%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未来几十年内，城镇化的持续较快发展必然拉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扩大，房地产投资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也会相应扩大。从消费需求看，如果农村富余劳动力连同家属能够转入城镇，将有3亿人至4亿人由农民变为市民，必将显著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工业化。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是，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水平差异较大，一方面地区工业结构在技术水平、产品层次上明显雷同，有待优化。我国工业化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特别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将极大提高我国工业化的水平和效率。

——消费升级。当前，城乡居民对文化、环境的需求明显增加，对公共产品、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绿色产品、保健产品和服务产品受到广泛欢迎，旅游消费、文化消费和信息消费等快速增长。特别是信息消费，权威部门测算，到2015年，内地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逾1.2万亿元。

预测表明，实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将释放出64万亿元的购买力。这一庞大的内需市场，使得消费产品与服务、科技、农业、医疗保健和金融服务等几大领域充满机会，将成为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技术创新。从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数量、专利申请、产业发展等指标看，我国当前的创新水平比主要发达国家落后约30年。但从增长阶段来看却并不落后，与发达国家在历史相同阶段的创新水平基本相当，有些指标还有明显超越。随着体制完善和要素资源的充分利用，创新在未来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将带动我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

此外，我国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把即将丧失“资源红利”的风险扭转为赢得“创新红利”的机遇，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将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格局的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在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实现更好的发展质量、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更富活力的市场经济，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不停顿的“升级”中成功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新的重大考验。

综合地看，增长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其内涵和条件发生了一些新变化，集中体现为——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辩证地看，危与机、利与弊都是相对的，且在适当的条件下都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在于应对是否得当，改革是否到位。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就能更好地迎接增长阶段转换中的机遇与挑战。

深化改革，需要围绕新的增长点重点突破，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摸索有机结合中协调推进

回顾这些年的历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发展过多依靠投资拉动等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约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弊端还没有消除。例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与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缺位并存；财税体制对转变发展方式的激励约束和导向作用不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等等。没有体制上的重大突破，适应更高水平的经济结构不会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只有破除制约新的增长潜能释放的种种障碍，形成适应经济“升级版”、推动经济“上台阶”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是凝聚共识进而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当前，形势逼人，不改不行，人们已普遍感到改革正在与时间赛跑，不改革就无法创造新一轮“制度红利”，无法释放经济社会中蕴藏的巨大潜力，无法顺应增长阶段转换的要求、抓住新时期的战略机遇。可以说，“要不要改革”已无疑义，而“改什么”、“从哪改”、“怎么改”需要进一步增进共识。推进一项改革通常涉及多方利益调整，化解一种矛盾可能触及诸多其他矛盾，不同群体有着不同诉求，成为当下制定改革策略、确定改革突破口的难点所在。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无论是1978年农村改革破题、1984年城市改革启动，还是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起步，其改革策略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改革首先要有增长效应，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长，特别是在每一轮改革的初期尤需如此，否则改革难以得到社会的有效支持。二是抓好关键环节，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加上必要的配套改革，使新体制、新机制能够继续有效运转，把增长潜力持续不断地挖掘出来。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家庭承包经营为突破口，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搞活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使生产力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致力于创造环境和条件，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在其发展到相当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社会的运转时，开始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事实证明，这些改革策略不仅大大减少了阻力，而且使改革与增长相互促进，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