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没有脱离中国的作风、气派,而是深深地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文化结合起来了
一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人们就会想到中共党史上的“左”、右倾思想路线问题,就会想到这两种思想路线之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如果单纯地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严密度和最终目的、手段是否统一,最终实践效果如何来看,“左”、右倾思想和实践的确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原则,没有最终彻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就其具体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手段、方法来说,即使是那些“左”、右的错误也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元素,只是结合的程度不够高而已。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十年内战时期,还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都与中国实际有不同程度的结合,这种结合侧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超越性与中国文化固有的强大实践理性的结合。无论是陈独秀时期,还是留苏派主政时期,直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但这种错误产生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本质及中国实际真正内涵所具有的巨大弹性的理解上的偏差,而不是彻底地无视马克思主义或无视中国实际而造成的,只是在实践中往往过于强调某一方面而导致了事实上的偏颇。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左”和“右”的错误,更多的是手段和方法选择的失误,而不主要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战略目标等理论原则的放弃,或者说主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把握得不够灵活、对中国实际的本质把握得不够确切。但我们不能说这些错误的思想路线完全没有中国风格和元素,无论是国共合作还是土地革命,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大战略目标和决策,都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而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主要是没有把握好实现这些大目标的具体政策、策略的时机和程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标准来加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标准就是政权的标准,就是说衡量马克思主义是否实现了中国化,关键是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能推翻中国反动统治,从而掌握国家政权。离开了这个标准,你对马克思主义本本了解得无论多么透彻,你的战略目标如何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义理,马克思主义都无法成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只具有学术的价值,不可能从国家、民族的层面上完成对中国文化、社会彻底的改造、升华和融合。而大革命时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于党的领导权的忽视和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都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于党获得全国政权严重不利的后果,所以他们是错误的;但不能说那时的党中央从最终目标上放弃了共产主义的奋斗、放弃了党的活动,只是或单方面太强调了统一战线或单方面太强调了武力斗争的意义;第二个标准就是生产力的标准,就是说衡量社会主义是否成功主要的是看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能否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如果不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我们就无法说在这个阶段我们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所犯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左”的错误不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而是主要没有认清国情而犯了超越阶段的激进错误,过多地强调了公平,结果在事实上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而无论是政权标准还是生产力标准,都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是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习惯和理念,它是很容易被中国人民所普遍接受的,应该说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气派。
而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运用的历史来看,其基本的观点和很多做法都是与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气派。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劳工神圣”的口号在中国上流社会深入人心,那些整日从事智力活动的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都对自己不事稼穑、不事物质生产的状况普遍表示了不满,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身体力行地去践行“劳工神圣”的口号,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原罪和自虐的倾向。人们对于这一现象似乎很难理解,因为中国向来有重视读书的传统,读书人高人一等的价值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为何在此时读书人反倒感觉低人一等?其实,这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农本思想、重视劳动的观念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时,很快就得到了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强烈响应,并在这个实践中越来越认同这个思想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能够成功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被剥削阶级被压迫阶级解放的理论作为指导,也因为其符合中国传统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唯物辩证法为何在中国很容易为人所接受,因为它与中国人独有的“天”的概念和“通变”的思想也有契合之处,所以,中国人很容易用自己既有的观念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升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这种契合中来认识和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必然无论从语言风格、内容体系、思维方式、实践方式都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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