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地方政府应从经济主体、投资主体中走出来

迟福林认为，改革是有共识的，大家认为“不改革不行”。

“我主张把转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作为政府转型与改革的重点、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院长迟福林7月15日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专访，解读中改院报告《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

他说：“改变政府替代市场，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才有可能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

上海经济评论：中改院提出了《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30条建议）》，提出这个建议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迟福林：与以往相比，当前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

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二是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三是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

历史地看改革是有时间危机的，改则活，不改则死，这是被历史逻辑和中外经验反复证明过的。因此，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改革与危机赛跑的特点突出，尽快形成“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显得格外重要。

我强调的危机和风险，其实就是由问题的积累并且久拖未决造成的。因此，我看未来的改革必须以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就是说要抓住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改革，来化解风险和危机。

　社会转型到了临界点

上海经济评论：您说未来改革的路线图应该围绕化解危机这个导向来制定，当前我们面临的危机主要是什么？

迟福林：总体上，现在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等因素增加。未来五年左右，转型改革以化解危机为导向，这是大前提。改革要跑赢危机，概括为三个大方面：

第一，经济矛盾和风险日益凸显。例如：以投资消费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内生增长动力远未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服务业比重长期徘徊在 40%左右；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加大，环境危机因素增多；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产能过剩呈现全面性、长期性的突出特点。不仅传统的钢铁等产业，而且太阳能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面临着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可以说，经济转型到了关键点，经济改革重在克服这些矛盾，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利益冲突的危机。随着利益关系失衡的日益突出，社会道德危机、信任危机问题突出。社会转型期的安全感、幸福感等都受到明显影响。例如，20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加了10倍，其中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80%以上。社会转型到了能否有效化解利益冲突的临界点。这种利益矛盾的群体冲突协调不好，将激化其他社会矛盾，并使社会冲突有所升级，甚至成为局部性、全局性危机的导火索。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尽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第三，腐败的危机。相比于其他经济社会矛盾，腐败更容易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催化酶”和“导火索”，容易把“低级别”、“低烈度”的利益冲突催化为“高级别”、“高烈度”的社会危机。在这方面，也要客观看到，腐败的根源在于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根源于权力运行缺乏严格有效的体制机制约束。权力与资源结合在一起，成为腐败的温床。治理转型,就是要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问责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从而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