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地方政府应从经济主体、投资主体中走出来（2）

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上海经济评论：之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现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迟福林：这个问题很重要。

总体来说，中国还是发展转型的大国。这个主要矛盾没有变。什么变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变了。在二三十年前，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主要是吃饭、穿衣问题，基本温饱问题。今天，人民主要的物质文化需求是要有好的医疗、好的教育、好的环境、好的公共安全等等。

按经济学来讲，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突出问题是私人产品短缺。现在教育、医疗、环境、公共安全，这些都是公共产品。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同目前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公共服务还不到位成为突出矛盾。主要矛盾没变，但阶段性的矛盾特征突出了。这样的突出表明了什么？尽管中国仍处于初级阶段，但阶段性特征突出了。过去是生存型的阶段特征，现在是以人的自身发展为追求的发展型的阶段特征。

在这个特征背景下，老百姓的公共需求变了，那么政府的行为就要发生变化。所以，政府要转型，政府应该成为公共产品服务的主体。政府的公共政策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来推行。经济增长就要有助于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的、更好的、更有质量的公共产品。

上海经济评论：具体到经济转型，为何提出将公平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

迟福林：我们需要加快推进以公平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经济转型。今年6月5日我应德国总理默克尔邀请，参加在德国总理府举行的国际德国论坛，在讨论增长和幸福时，我向默克尔总理提出，中国面临着增长中幸福和增长中痛苦的矛盾挑战。如果我们追求以扩大GDP总量为目标，短期看，经济速度、总量上去了，但中长期看，它隐藏了更大的风险因素和更多的矛盾问题。以公平可持续为目标，才能够使改革更多地惠及百姓，在增长过程中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

上海经济评论：目前，通过改革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主要靠什么？

迟福林：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内部的需求潜力相当大。以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来拉动，今天的改革就是从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创新拉动。

第一，总体消费水平比较低，消费率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第二，创新能力不足，所以经济转型和改革的重点是如何将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和创新驱动，用内需的潜力和创新的活力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从内需潜力来看，未来十年保持7%～8%的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的转变，这是个大问题。此外，还需要消费政策、消费体制、消费环境的改善，以及能不能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来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上海经济评论：您提到社会转型方面的攻坚，能为我们展开说说吗？

迟福林：社会转型方面，重点是协调利益关系。我们的建议是：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协调利益关系的重大任务；2.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3.以制度统一为重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4.按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5.尽快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6.以强化公益性、专业性、独立性为重点深化事业机构改革；7.向社会放权，着力推进社会组织发展；8.以改革信访制度为重点建立利益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