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6）

但是，毛泽东比列宁更明白资本主义道路没有出路，中国的复兴只能是共产主义者的工作。19世纪末期的清朝皇帝以及其后的孙中山和国民党面对西方的挑战，已经制定了复兴中华的计划。然而，他们只想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不具备知识能力去理解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何这条道路中国走不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国家也走不通。具有独立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毛泽东是明白这一点的。不仅如此，毛泽东明白这场战争不会因为1949年的胜利就提前取胜，并且坚持走向社会主义的长期路线和重返资本主义怀抱之间的冲突在整个可见的未来都存在，而前者是中国复兴的条件。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认同毛泽东的分析，在以后论及太平天国革命（我认为这场革命是毛泽东主义、中国1911革命以及20世纪之初南部国家其他革命的遥远根源）的作用、万隆会议时期最初的争论以及分析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南部新兴国家所陷的死胡同时，我还会再谈到这个主题。所有这些考虑都是我就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极分化（即中心/外围对比的构建）问题所持观点的必然推论。这种两极分化消除了外围国家“赶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得出这个结论：如果不可能“赶上”富裕国家，那么就必须做点其他的，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不是自1980年以后，而是自1950年以后就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历经了许多方面都不同的几个阶段。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其自身需要的、连贯的、独立自主的道路。这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的逻辑要求农业土地被看作是一种商品。只要中国不介入当代金融全球化，它走的这条道路就可以保持独立自主。

中国道路不是资本主义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是”社会主义的，这只是意味着它可以在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前进。但是，它也仍旧面临着脱离这条漫长的道路并最终完全重返资本主义的危险。

中国的成功崛起完全是这个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唯一一个真正崛起的国家（连同韩国和台湾地区，我们后面将会更多地谈及这两者）。许多其他世界银行已经授予其崛起证书的国家没有一个是真正崛起的，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坚持走连贯而独立自主的道路。它们都完全遵从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其国家资本主义的潜在领域也是如此。它们在各个方面都服从了当代的全球化，包括金融。在最后一点上，俄罗斯和印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例外，但是巴西、南非和其他国家则不是。有时候这些国家具有零碎的“民族工业政策”，但是丝毫不足以与中国建设一个完整、统一、独立自主的工业体制的系统性道路相比。

因为这些原因，这些国家虽然非常快地被认定为崛起国，但它们仍旧是脆弱的，尽管脆弱的程度不尽相同，但总是比中国脆弱得多。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崛起特征、可观的增长率和制成品出口能力都与影响其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农民）的贫困化过程相联系，而中国则并非如此。当然，不平等的扩大化在各国都显而易见，包括中国，但是这种观察只是表面的而且具有欺骗性。一个不将任何人排除在外的增长模式（甚至还伴有减贫）所进行的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是一回事，而仅仅少数人获益的增长模式所进行的利益分配不平等则是另外一回事。“猛批中国”论的实施者们没有意识到或装作没有意识到这种关键性差异。一边是豪华别墅区，另一边是中产和工人阶级的舒适型住宅区，这种对比所呈现的不平等，并不同于富人区、中产阶级住房以及大多数人居住的贫民窟相对比所呈现的不平等。基尼系数对衡量具有一个固定结构的体制在不同年份间的变化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不同结构的体制之间进行跨国性对比，它们则失去了意义，犹如国家层面上其他宏观经济尺度一样。崛起的国家（不是中国）确实是“崛起的市场”，可供垄断性的帝国主义三巨头进行渗透。这些市场允许后者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抽取这些国家所生产的相当比例的剩余价值。中国则不同：它是一个崛起的国家，但它的体制使得所生产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留在其内部。

韩国和台湾是仅存的两个真正在资本主义内部且是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而实现崛起的案例。它们的成功要归功于地缘政治上的原因，这些原因促使美国允许它们取得华盛顿禁止其他国家和地区取得的成就。将美国对韩国和台湾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支持与对纳赛尔的埃及或者布迈丁的阿尔及利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极其激烈的反对相比较，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这里我不讨论可能出现的崛起（越南和古巴似乎很有可能），或俄罗斯可能恢复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条件，我也不讨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其他南部国家诸如印度、东南亚、拉美、阿拉伯世界以及非洲的进步力量所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这些斗争可能会促使这些国家跨越目前的僵局，激励独立自主的发展，从而促成与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逻辑的真正决裂。

了不起的成功，新的挑战

中国不是刚刚走到十字路口，自1950年以来它就已经在那里了。活跃在中国社会和党内的左、右社会政治力量一直有冲突。

中国的右翼来自哪里？当然，国民党时期的前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是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然而，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整个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公职人员以及实业家，失望于国民党面对日本侵略时所表现的无能，转而靠近甚至加入共产党。他们中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人）仍然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仅此而已。后来，自1990年开始，随着私人企业的开放，一个新的、更加强有力的右翼阶层出现了。它不应仅仅指成功赚取（有时是巨额的）财富的“商人”，他们的力量因其客户而增强，后者包括了党政官员，这些人将管制与串谋甚至腐败相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