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4）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脑中想到描述中国现实的第一个标签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不错，但是只要没有分析具体内容，这个标签仍然是模糊而肤浅的。

工人受制于组织生产的当权者的这种关系，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典型性关系相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确是资本主义：顺从而异化的劳动、剩余劳动的剥削。对工人采取残酷、极端的剥削也见于中国，比如，在煤矿或雇用妇女的那种节奏极快的工厂里。对于一个声称要在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国家来说，这是很令人震惊的。但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任何地方都会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也不可能不经过这个最初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在今日也还没有提上可见的日程）。任何社会要想从历史资本主义中脱身并踏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漫长道路，都必须经过这个初始阶段。各个层面的经济体制的社会化和重组，从公司（基础单位）到国家再到世界，都需要不可缩短的、一定历史时期的漫长斗争。

初步思考之后，我们还必须具体描述所涉及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指出所涉及国的性质和道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不同的类型。1958—1975年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创设是为了强化法国私人垄断，而非为了将这个国家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创立是为了实现三个目标：（1）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制；（2）处理好该体制与农业小生产的关系；（3）控制中国向被美、欧、日帝国主义三巨头普遍垄断的世界体制的融入。追逐这三个优先性目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它促使向社会主义前进漫长道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同时也强化了完全放弃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冲突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直存在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具体选择是这两条道路之中的一个吗？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在其第一阶段（1954—1980）要求所有公司都国有化（同时对农业土地实行国有化），大小公司都如此。接着是私人企业的开放，以及解放农村和城市的小生产（小公司、商业、服务业）。然而，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大型基础工业和信贷体制没有非国有化，即使它们融入“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有所改变。与这种选择相伴的是对私人企业以及合资性企业实行控制。这些措施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它们的既定目标还有待观察，或者相反，即使它们还没有成为空壳，与私人资本的合谋（通过对管理机构的“腐蚀”）也已经占了上风。即便如此，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在1950—2012年间所取得的成就仍旧令人惊奇。事实上，它已经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符合这个巨大国家规模的、独立自主的、统一的现代生产体制，这当然不能与美国相比。通过发展其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中国已经成功地摆脱其起初在技术上对苏联以及后来西方技术的严重依赖。然而，它还没有开始从经济管理社会化的角度进行劳动重组。计划而非“开放”，仍是实施系统性建设的主要方式。

在计划发展阶段，新企业的选址、生产目标、价格等各个方面都必须有计划，不可能有什么合理的替代方案。这里我要提及该时期关于计划下的价值规律性质的讨论，但是我不想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恰是这个初始阶段的成功而非失败，提出了改变加速发展方式的要求。为了避免苏联所遭遇的致命停滞，私人企业的“开放”是必需的，它开始于1980年，但主要是从1990年起。尽管这个开放恰巧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胜利同时进行，我后面将谈到这种同时性的不良影响，但在 “市场的社会主义”（ socialism of the market）或更好的“具有市场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the market）二者之间所作的选择，对加速发展的第二阶段来说具有根本性意义，我认为这种重要性具有充分的理由。

同样，这个选择的结果令人惊奇。在几十年里，中国已经实现了生产的、工业的城市化，聚集了六亿人类，而其中的2/3（几乎等同于欧洲的总人口）是过去20年里城市化的，这是归因于计划而非市场。中国现在具有了真正独立自主的生产体制。南部（除了韩国和台湾地区）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种类型的独立自主式发展，在印度和巴西只有几点零星元素存在，再无其他。

在新的条件下，设定和实施计划的方法已经改变了。对于独立自主发展所要求的大型基础性投资而言，计划仍是必须的：为四亿新城市居民提供具备恰当条件的居所，建造由公路、道路、铁道、大坝以及电力工厂构成的无可比拟的网络；开放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村；将发展重心从沿海转向西部内陆。为了公有企业（国家、省、市）的目标和金融资源，计划至少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必要的。至于对小型城市商品生产以及工业和其他私人活动的拓展，计划则指向可能且可行的目标。这些目标被认真对待，实现它们所需的政治经济资源也被清楚界定。总的来说，结果与“计划的”预测相差不大。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在其发展计划中融入了现实的社会（我不是说“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存在：扫除文盲、人人享受基本医疗等。在后毛泽东主义时代的第一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无疑是忽视这些方面的。然而， 我们应注意到，自那以后，社会层面的发展重新得到重视，而且在积极而有力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下，有可能会再度取得进展。这种新城市化在南部任何国家中都无可比拟。当然，有漂亮社区也有其他根本就不富裕的社区，但是没有其他第三世界城市中仍在到处扩展的贫民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