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7）

这种成功犹如一直以来的那样，在扩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之中为右翼的观点赢得了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平等的加剧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威胁，即使它与南部其他国家具有的典型性不平等毫无相同之处，但它会导致右翼思想的传播、去政治化以及天真幻想的出现。

这里，我要补充说明重要的一点，即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不是像列宁所认为的受到右翼思想的鼓动（俄罗斯当时的确是那样），这方面中国的情形与前苏联截然不同。总体而言，中国的农民阶级不是反动的，因为它不维护私有财产原则，相比之下，苏联的农民阶级则不同，当时苏联共产主义者从未能成功地让它放弃支持捍卫私有财产的富农。相反，今日作为小生产者（非小型地产持有者）的中国农民阶级是一个不会提出右翼解决方案的阶级，他们从属的力量阵营乐于采取最进步的社会的、生态的政策，强大的“建设新农村”运动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的农民阶级大部分与工人阶级一道站在左翼阵营，左翼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它对国家和党的机构也能施加一些影响。

中国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永久性冲突，一直反映在国家和党的领导者所相继实施的政治路线上。在毛泽东时代，左翼路线也未能不战而胜。毛泽东在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内部的右翼思想的动态后，与苏联有点类似，为打击右翼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即党的领导层、“新资产阶级”形成的地方。然而，尽管“文化大革命”在其进行的前两年符合毛泽东的期望，后来却因为毛泽东和党内左翼对事情的发展失去控制而偏离了路线，进入了无政府状态。这个偏离导致国家和党重新接班，而这就给右翼带来了机会。自那以后，右翼一直就是所有领导机构的重要部分。然而，左翼现在还在斗争，力图限制最高领导机构损害到“中心”，但是该“中心”是中右还是中左呢？

要理解今日中国所面临挑战的性质，有必要明白中国目前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与北美帝国主义及其欧洲和日本盟友之间的冲突，会随着中国的继续成功而严重化。冲突存在于几个方面：中国对现代技术的掌握、对地球资源的获取、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以及在各民族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追求重建国际政治的目标。所有这些目标都与帝国主义三巨头所追逐的目标直接冲突。

美国政治战略的目标是对全球进行军事控制，只有这样，华盛顿才能维持那种能给它带来霸权的优势。它追逐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在中东发起预防性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战争是对中国发动的预防性（核）战争的预备，后者被北美当权者冷酷地认为，可能有必要在“为时太晚之前”发起。与这个全球战略分不开的就是煽动对中国的敌视，这表现在对来自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农奴主的支持上、美国海军势力在中国海的加强以及对日本构建其军事力量的慷慨支持。 那些“猛批中国”的践行者促进了这种敌视的延续。

同时，华盛顿也致力于通过创立20国集团（G20）来平息中国以及其他所谓新兴国家可能出现的野心，G20是要给这些国家一个幻觉，让它们以为坚持自由主义全球化符合其自身利益。按照这种思路，中美共治（G2）就是一个陷阱，试图让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冒险的帮凶，而这就使北京的和平外交政策失去了其可信性。

应对这个战略可能最有效的是从两个层面着手：（1）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使之具有进行威慑性反应的潜力；（2）坚决追求重建一个尊重各国主权的多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目标，并要为此而力图恢复目前被北约边缘化的联合国。我强调第二点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将使得“南部阵线”的重建被优先考虑，这个阵线可以支持南部各民族各国家独立的自主运动。这种应对反过来也意味着中国开始意识到它不具有与帝国主义掠夺行为（劫掠全球的自然资源）对抗的可能性，因为它缺乏类似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而这种力量才是帝国主义道路成功的最终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支持南部国家的工业化而获益良多，而帝国主义“援助”俱乐部则一直试图让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无法达成。

中国当局在国际问题上所使用的语言极其克制（这也可以理解），这让人难以明白该国领导人对上述挑战的了解达到了什么程度。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措辞强化了民众的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

挑战的另一方面涉及中国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主化问题。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政治管理制定并实施了一个总原则，他将其概括为：团结左、中立（我要强调不是消灭）右、站在中左的立场来统治。在我看来，这是能想出的、取得不断进步的最好途径，也是大多数人最理解最支持的。以这种方式，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取得进步的同时，毛泽东赋予了社会民主化积极的内容，他制定了实施这个原则的办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林春（Lin Chu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华人学者，著有《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等书）精确地分析了该路线的方法和成就。

在取得社会进步的同时推进民主化的问题并不仅仅中国有，全世界都有，与它相对的是“民主”与社会进步脱节（甚至常常与社会倒退有关）。能够成功推行的方法不可概括为一种何时何地都可行的单一模式。无论如何，西方媒体鼓吹的那种模式——多党制和选举应该被坚决拒绝，而且即使是在西方，这类“民主”也变成了闹剧，在其他地方则更是如此。“群众路线”是就一系列、不断推进的战略问题达成共识的好途径。这与西方国家通过操纵媒体和选举闹剧而达成的共识截然不同，后者只不过是与资本的要求一致罢了。

然而今天，中国怎样才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开始重建一个同样的新群众路线呢？这不是件容易事，因为主要由共产党右翼执掌的领导层将其管理的稳定性建立在去政治化及其伴随的天真幻想之上，而发展策略本身的成功又自然加强了沿着这种方向前进的趋势。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心目中，都普遍相信赶上富裕国家生活方式的康庄大道现在是畅通的、没有障碍的，他们相信美、欧、日三巨头对此不会反对，甚至美国的一些方法被不加批判地拥护，等等。对城市中产阶级来说尤其如此，这个阶级正在迅速扩展，其生活条件也得到了难以置信的改善。中国学生在美国所受到的洗脑，尤其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以及中国官方所进行的毫无创意的、乏味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促使激进的批判性讨论空间狭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