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
如果不考虑中国向全球化的融入,我们就不能继续分析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政府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
苏联的世界曾经设想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以建设一个包括苏联和东欧的、统一的社会主义体系来弥补这种脱离。苏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种脱离,而且这种脱离也是被西方的敌视所强加,苏联甚至谴责是封锁造成了它的孤立。而且,尽管有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努力,东欧一体化方案也从未有重大推进,东欧各国仍处于不确定的、脆弱的地位,它们仅在严格的本国层面上与资本主义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脱离,但自1970年代起又在一定程度上向西欧开放。从未有苏中一体化问题,不仅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会接受它,更是因为中国的首要任务不允许它的存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实行了脱离。我们是否应该说,通过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其与全球化重新融合,中国已经完全而永久地放弃了脱离?
20世纪90年代,通过走一条加速发展其生产体系能够胜任的制成品出口的道路,中国融入了全球化,优先发展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出口业。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促使中国的这个选择成功了15年(1990—2005)。这个选择是令人质疑的,不仅因为其政治和社会影响,也因为它受到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威胁。中国政府似乎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早就试图通过着重发展国内市场以及西部地区来作出纠正。
犹如我们听到的令人厌烦的说法那样,认为中国的成功应该归因于毛泽东主义的放弃(其“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对外开放以及外国资本的进入,这是非常愚蠢的。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是打下基础的,没有它的话开放也不会取得显著成功。与印度一比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后者还没有实现一个可资比较的变革。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甚至“完全”归功于外资也是够愚蠢的。建立中国工业体制、实现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目标的并不是跨国资本,90%的成功归功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当然,向外资开放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它引入了现代技术。然而,因为中国自身的合作方式,它吸收了这些技术并掌握了它们的发展。其他地方则不具备类似情况,即使是印度和巴西,更不用说泰国、马来西亚、南非和其他地方。
此外,中国的全球化融入也仍旧只是部分的且受控制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操控的)。中国是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的,它的银行体系完全国有化并着眼于该国的国内信贷市场。对人民币的管理仍旧是中国独立自主决策的事情,人民币不受制于金融全球化施加的灵活汇率的变动。北京可以对华盛顿说:“人民币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犹如华盛顿1971年向欧洲所说的:“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一样。而且,中国在公共信贷体系中有大量的储备可资调度,与美国、欧洲、日本和南部许多其他国家所难以忍受的负债率相比,中国的公债微不足道。中国因此可以增加其公众支出费用而不会冒太大的通货膨胀危险。
中国吸引外资虽然令其受益,但是这并非它发展成功的直接原因。相反,正是它的成功发展吸引了西方跨国资本的投入,而比中国开放力度还要大并无条件服从金融全球化的南部国家却没有具备同等吸引力。吸引跨国资本到中国不是为了让其掠夺自然资源,也不是为了让其不转移技术就享受廉价劳动力,也不是为了利用与国家生产体制(这也是不存在的)无关的海外企业的培训和整合,犹如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那样,更不是为了让其实施金融掠夺、让资本主义的银行来抢夺中国的储蓄,如墨西哥、阿根廷和东南亚那样。相反,在中国,外资投入当然受益于低工资并赚取了高利润,但条件是它们的计划符合中国的计划并允许技术转移。总的来说,这些是“正常”利润,但是如果允许与中国政府合作的话,它们则能赚取更多的利润!
中国,正在崛起的大国
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现在的一个看法是,中国只是试图恢复其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的、只是在19世纪丢失了的地位而已。然而,这个看法并不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崛起的性质以及它在现今世界中的真正前景,虽然它肯定正确且有吹捧之意。此外,那些鼓吹这个宽泛而模糊观点的人,无意考虑中国是会通过拥护资本主义的普遍原则(他们认为可能是有必要的)而崛起呢,还是会认真考虑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至于我,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确实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这恰恰是因为它没有彻底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果它决定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崛起之路就会面临严重的失败危险。
我所支持的论点不承认民族能够跨越必要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在考虑其可能的社会主义未来之前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流派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马克思曾在这个问题上犹疑过。我们知道,就在欧洲对中国发动第一次战争(鸦片战争)之后,他写道:下一次,你们向中国派出军队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可能是这样一面旗帜:“注意,你们是站在中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边境上”。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直觉,它表明马克思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应对挑战,但它同时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旗帜上写的是“中华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事实并非那样。然而,我们知道,对于俄罗斯,马克思不拒绝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观点(参见他与查苏里奇的通信)。今天,人们可能相信第一个马克思是正确的,中国的确走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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