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8）

中国的治理者对这个社会问题并非不敏感，不仅因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话语传统，而且因为学会了如何继续斗争的中国人民推动了政府的手。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在加速增长并享有特别优先权的时候，这个社会问题被忽略了，那么今天这个局面应该被扭转了。在当前，当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富裕的西方所取得的社会保障成果被侵蚀掉的时候，贫穷的中国正在医疗、住房和养老金三个维度上扩大社会福利。被欧洲右翼和左翼“猛批中国”者同时诟病的中国民众的住房政策，将不仅会受到印度或巴西人民的羡慕，也同样会受到巴黎、伦敦或芝加哥贫困区人民的羡慕。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体制已经覆盖了城市人口的50%（回想一下，城市人口可是从两亿增加至六亿了！），而且，仍然在中国执行的计划有望在未来年月里将覆盖人口提升至85%。让那些“猛批中国”的记者们给我们列出他们一致赞扬的“走民主道路的国家”所具有的可比性案例吧。然而，关于实施该体制的方法，争论还在继续。左翼推崇建立在团结工人和不同代人的原则基础上的法国式分配体制，这是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作准备，而右翼则明显偏爱分裂工人并将风险从资本转至劳工的可恶的美国式养老金体制。然而，如果不与社会政治治理民主化相结合，如果不以某些形式（能够增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的创造性形式）将之再政治化，那么这种社会福利的获得将是不充分的。

遵循西方媒体和“猛批中国”的践行者所极力宣扬的，即所谓真正“民主人士”所捍卫的多党选举制原则并不能应对这个挑战。相反，所有当代世界的经验（俄罗斯、东欧、阿拉伯世界）已经证明，这些原则的实施只能导致中国崛起计划和社会复兴的自我毁灭，而事实上这也正是以空洞辞藻所掩盖的那些鼓吹的真实目的（“除了多党选举再无其他解决办法”）。然而，要对抗这个低劣的解决方案，仅靠再采用捍卫“共产党”特权的僵化立场是不够的，因为党自身也僵化并转变成了一个致力于招募官员管理国家的机构。现在已经到了想点新东西的时候了。

有助于带来新反响的再政治化及其条件的创造，这些目标不能通过“宣传”活动而达到，它们只能通过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承认这些斗争的合法性，承认在结社、言论和提出法律议案等集体性权利基础之上的立法。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共产党自身也处在这些斗争之中，换句话说，党自身再造了群众路线模式。如果不采取措施鼓励工人逐渐在各个层面，包括公司、地方和国家，担负起对其社会的管理责任，再政治化就没有意义。这样并不是不承认个人的权利，相反，它认可个人权利的制度化。这种个人权利制度化的施行，才能再创造出利用选举产生领导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