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邦：世界经济步入“大整合时代”（3）

能源资源富集国与消费国的矛盾。

生产和消费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能源资源富集国与消费国之间，二者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缺乏持续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后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没有保障。反之，没有消费国群体的持续稳定需求，能源资源富集国的比较优势就荡然无存。同时，二者在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上又彼此竞争，相互制约，供方希望尽可能获取高价收益，需方则期待尽可能减少消费支出。这种情况极易引发投机从而导致市场动荡，刺激能源资源开发多元化，而且正如多年来世界市场上中国一买就贵那样，供需过度失衡极易引发卖多必贱买多必贵的“飞去来器效应”。

经济多极化与金融单极化的矛盾。

世界市场运行需以某种或某些世界货币充当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贮藏手段，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关系构成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在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条件下，国际货币关系却表现为美元霸权。

这种经济多极化与货币单极化的矛盾又派生美元世界化与美元发行权国内化的矛盾，以及全球化条件下宏观政策协调与美元霸权的矛盾，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势必利用美元霸权谋求本国私利，从而绑架世界经济。正是2007年至2009年美联储秘密地近乎无息向金融市场投放7.7万亿美元，导致危机年代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美金融机构在危机年代却赚得金银满钵。

中国应战四大外部风险

其一，区域经济主导权竞争的压力。

实施“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通过调结构、促民生、强内需，将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与日俱增，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仍将相应水涨船高。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群体矛盾发展的背景下，美国在东西两洋强推TPP和TTIP，就是要在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停滞的背景下打造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主导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就是力图把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排除在外，这种情况类似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新西方联合”。中国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段面临“二次入世”的挑战和压力。

其二，高科技产业竞争压力。

科技多极化格局的酝酿与形成使发达经济与新兴经济间的科技经济竞争空前激烈。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是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改善产业结构和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主要诉求，也是双方矛盾竞争展开的主要领域之一。中国作为新兴经济群体的佼佼者，其科技和产业追赶态势尤其明显，势必在更大程度上引发发达经济侧目和联合打压。华为、中兴等民族品牌科技公司近年海外业务遭遇强力阻击，可见一斑。

其三，能源资源保障压力。

中国调整产业结构，重视内需拉动，摆脱高能耗低效益发展模式，对外部能源资源依赖程度可望缓解，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展，对外能源资源依赖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势必更加重视从能源资源领域入手，阻挠和羁绊中国获取外部能源资源的努力，或在金融领域呼风唤雨，操纵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行情。比如，鉴于美自身油气开发特别是页岩气开发始见成效、对中东油气依赖下降以及我对中东油气依赖急剧上升，美欧近年在西亚北非特别是叙利亚局势中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绝非所谓支持民主那么简单。

其四，经济金融安全风险。

资本逐利本性、金融全球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矛盾、经济多极化与美元霸权的矛盾以及国家间残酷竞争，使中国等实体经济厚实、金融实力薄弱、竞争经验欠缺的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金融安全压力。近年美欧日近乎同步的量化宽松曾使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面临空前通胀压力，美联储为在美元泛滥的背景下维护美元信誉便蓄意打压黄金价格，伯南克“一句美联储将减少债券购买”立即被市场解读为美将退出量化宽松，导致中国等新兴经济金融市场寒流汹涌。

未来某个时机，不排除美在退出量化宽松引发新兴经济资金外流、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的情况下降低超额准备金利息。果如此，中国等新兴经济的优质资产极易遭遇恶性并购，多少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经济成果极易遭遇“合法掠夺”。眼下，内外舆论热议“二次东亚金融危机”迫在眉睫并非完全耸人听闻，中国如何把握和安排国内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市场发育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的轻重缓急，显得尤其重要。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