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参与·反思 戴季陶与辛亥革命（9）

其三，关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关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后世学者分别从内外原因作了分析。所谓外因，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干预；所谓内因，革命党人在革命过程中离心离德，党内严重分歧，使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革命力量遭受削弱。戴季陶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围绕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摩擦、分歧及对立面的关系而展开。

首先，辛亥革命缺乏彻底性，即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与广度。从地域来看，革命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南方，北方依然如故；革命主要发生于地方，中央枢纽丝毫未变。戴季陶说：“此次之革命，以性质论，国民对于政府之人物政策而行革命也，其最要者，则对于国家最高机关之中央政府而行革命也。虽然，以事实观之，则此次革命所欲达之目的全未达也。革命之影响所及，略见变更者，仅南方各省而已。”“革命事业之所及者，仅各地方，而中央政府所在地，既未有革命事业之发生，其人物亦并未受革命之淘汰，故今日之现状，依然犹故也”。(88)从革命成功后建立的中华民国领导机构人员组成来看，革命党人屈指可数，而旧官僚却比比皆是，充斥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机构。戴季陶说：“是当日之中央政府，所去者仅满清皇帝之名号，而政府之一般人物，以及政府而外守旧派之潜势力，仍未革也。新人物之入政府者，则彼辈极力排斥之。试观今日政府之人物，非全为守旧派中之顽固官僚乎？政府而外之对于中央政府活动者，非仍守旧派之人物乎？由此观之，则革命之结果所得者仅‘中华民国’四字”，多么令人悲哀。(89)戴季陶还说：“吾国初由专制进为共和，新法制既未成立，旧法制无由全破。而一般执政者，仍旧日之劣官败吏，中央及地方之政治，仍旧日之遗制也。嗟乎！蒙专制政治、腐败官吏以共和之美名。彼辈既不知共和为何物，革命既成，共和之名义既立，亦未建一完美之新制，以感化陶融旧目之腐败官吏，使其心脑中，留一共和之影象，使一般国民确知共和为何种政治，人民有何种权义。”(90)戴季陶指出：“吾国所以推翻专制政体，而易以共和政体者，最大目的，则为排除官僚政治。然而一年以来，在位者仍旧日之官僚也。此种腐败官僚，既握政治上之大权，故一切施政，未有不肆专制者。如以兵力胁迫参议院之事、唆使兵变之事、残杀志士之事、以命令代法律之事，种种罪恶，书不胜书。虽有《约法》，等诸具文。所以然者，则以政体虽变，而政治上之人物如旧，故政治方针亦如旧也。”(91)的确，中华民国是通过南北和谈以一种新旧妥协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种方式本身便使得此次革命蕴藏严重危机。戴季陶在当时即看到了这一问题，表明其思想的敏锐与深邃的洞察力。

其次，数千年专制政治的流毒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当政者与普通国民理应具备平民精神、乐观精神、进步精神。只有具备这些精神，才能保证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戴季陶指出：“今日之中国，民国也，是应以有平民的精神者为要；今日之世界，活动的世界也，是应以有乐观的精神者为要；今日之社会，进步的社会也，是更应以有进步的精神者为要。”(92)而所有这些近代精神，在当时中国却严重缺失，政治运作在民国的名号下依然按照传统政治体制的模式运转。对此，戴季陶在辛亥革命发生一年后就指出，中华民国成立后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治作祟所致。他说“中华民国出现于世界者，于今年余。此一年中，一切政治，曾无能满人民之意者。推其原因，则以数千年之专制流毒，仍存在于今日故。”(93)中国传统的政治专制思想和意识，严重吞噬了革命的成果，于是出现了“名为共和，实则专制”的局面。“今则政界人物仍亡清官吏，法制渊源，仍亡清旧习，政治之设施如故也，法律之制定如故也，人民之思想如故也，社会之风习如故也，顽固保守，一如曩昔。而名义上则别之日共和，其不至紊乱以底于亡也几命。”(94)“中国虽一跃而为民国，然而学者之思想，人民之知识，无一不为守旧顽固之风。”(95)“多数无智识之国民，对于共和立宪政治，实毫无所感觉。在革命以前，知‘共和’二字者，亦寥若晨星，而旧日学说思想，于共和亦毫无所关。孔子所谓‘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实深印于一般人民脑里，故对于政治，并无丝毫与近世之宪法政治相同者。”(96)此种现实，使戴季陶看到了中国专制政治的潜在能量，对新建的中华民国保持了谨慎的乐观。

再次，革命党人没有坚决贯彻三民主义是造成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涵盖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方面，是一个包含革命建国的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三位一体，密切关联，相互支撑，缺一不可。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却犯了顾此失彼的片面错误，过分强调民族主义而忽略了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完整而有机的三民主义逐渐演变为不成体系的二民主义或一民主义。戴季陶指出：“直到满清倾覆，民国成立之时，中国的民众，还没有晓得三民主义之名，革命党人，仅知三民主义之名而不知三民主义之实，既然不知，当然就无从说到行了。”(97)“抑更有进者，当革命运动之初起也，报纸之鼓吹，人力之运动，其最使一般人士感动者，则为民族思想。若夫共和政治之精神，则当日鼓吹革命诸人，并未尝十分致力也。试一翻旧时鼓吹革命之书，即可知其故矣。以民族思想鼓吹而成之革命，则其结果亦止达于民族主义之目的。最初则大多数人民，并无爱共和之心，即鼓吹革命者之中，亦乏共和之思想。”(98)“革命以前，主张实行共和立宪政治者，厥为革命党，实则革命党中多数人恐亦并不十分明白共和国体为何种国体，立宪政治为何种政治。且满清时代，所以发生革命之原因，由于历史上之革命思想与攘夷思想。革命党主张共和，主张实行宪法政治，此是在以后。”(99)主张实行宪法政治，但也是很不彻底的，只是盲目抄袭、照搬。戴季陶指出：“辛亥以前，许多同志都把民生和民权掉了，只晓得一个民族。民国成立以后，有些人知道民权了，但他们都是不彻底的，只抄袭欧美限制选举权的会议制度。这原非本党的主义——不是本党的整个的三民主义的意思。”(100)戴季陶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教仁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罪人。他说：“可惜当时一般党人，完全不明白民生主义的重要，而且许多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为民生而革命的良心；实际上负党务重责的宋钝初，就是第一个不明白民生主义的人！把先生的三民主义连名称都从政纲当中剔除了去！当时宋钝初的政治活动，第一个工作，就是排去革命同盟会的革命性；第二个工作，就是排除了三民主义的名实；第三个工作，就是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地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园渔父。”(101)至于宋教仁是否革命的第一位罪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戴季陶对革命党内对于三民主义的分歧的分析，还是有一定深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