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历史偏爱学问和思想

（原题：思想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

历史偏爱学问和思想。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重“官本位”传统的国家，官大不仅位高权重，似乎学问也大，真理也多。这种“官本位”现象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社会生活的现实。然而，即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历史的偏好也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总共有过332位符合法统登基的皇帝，408位正式称帝的君王，至于那些位极人臣的王公大臣又何止成千上万！这些当年的君王臣子又有几个不曾想名彪千秋？多少人为了青史留名而极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之能事？然而，历史却是如此的无情：现在人们能够记住的皇帝和大臣又有几多？我们更多地记住的是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孙子、荀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王安石、苏东坡，等等。虽然由于传统中国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制度，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有官员身份，但是，人们之所以今天还在代代相传地传诵和纪念这些令人敬重的先贤，不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历史的偏爱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应当担负的崇高责任。立足当今中国的现实，充分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传承、改造和发扬伟大的中华文化，推动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知识分子自觉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希冀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学说和思想，既为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作出了贡献，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许是受“厚古薄今”和“言必称三王五帝”的传统思维的影响，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产生了不少对现实和历史进程深有影响的重要思想。

人们通常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它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使人民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体进步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过程。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不仅催生着伟大的思想，而且它本身就是伟大的思想解放的产物。

改革开放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也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改革开放需要并确实产生了各种新的思想观念，需要并确实产生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我们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既不同于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尽管有传统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压制，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仍然不可阻挡地竞相登台，争奇斗妍，相互激荡。思想的多样和学术的繁荣，既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体现，更是时代进步的重要动力。正像高质量的物质产品是祖国富强的宝贵财产一样，进步的思想文化产品同样也是中华振兴的宝贵财富。那些拥有重大发明创造的自然科学家是中华振兴的功臣，那些产生先进知识观念的人文学者同样是民族复兴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