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岳飞回归历史（2）

论“十二金牌”之无，是邓先生以考证破陈说的另一例。岳珂《鄂王行实编年》载，绍兴十年（1140）北伐，岳飞曾在一天之内收到朝廷的十二道金牌，促其班师。经小说演义改编后，变成这样一则长期流传的故事：岳飞连连大胜金兵，正待直捣黄龙，却因十二金牌功亏一篑，英雄扼腕，壮志不酬。这在富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们看来，是多么悲剧的一幕。邓先生却指出，岳珂的记载难以采信。此说当源自另一份史料《岳侯传》，但《岳侯传》中说的是十二道诏书。为同一事件而一天下十二道诏书不合常理，岳珂也的确没找到其中的任何一道，所以在转述时把十二道诏书改成了十二道金牌。“十二金牌”的故事，很容易煽动读者情绪，但对于历史认识来说，则是无谓的噱头。

谈到班师，可以介绍一下另一位宋史巨擘徐规先生的研究。徐先生曾撰有《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一文，关于绍兴十年大班师的背景，徐先生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仔细分析当时宋金双方实力对比，可知班师有其不得不然之势，和议是双方势力均衡的结果。其二，徐先生指出岳珂关于这次班师的描述不实。《鄂王行实编年》中说：“（秦桧）知先臣之志必不可和，乃先诏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琦各以本军归，而后言于上，以先臣孤军不可留，乞姑令班师。”这段文字虽意在指责秦桧奸诈，但也透露出当时韩、张、杨、刘各部已纷纷撤回，只有岳飞坚守在最前线，有利于塑造岳飞爱国最深的孤胆英雄形象。但这一描述与事实并不相符。岳飞撤军的确切时间是七月二十一日，事实上，诸大将中唯张俊于闰六月下旬回师，先于岳飞。韩世忠部八月仍奋战于淮阳，刘琦亦坚守至九月初方旋师，西线长安战事也迟至八九月间收尾。更有甚者，在岳飞班师后四天，杨沂中部尚有进军计划，受挫于宿州（今安徽宿县）柳子镇后方渡淮南归。

从研究史的角度看，学者以历史态度探讨岳飞形象的努力不可谓不持久，成果亦不可谓不丰富。但由于民间把岳飞作为神格崇拜对象的基础太深厚，学者恐怕不得不承认，在向社会大众普及客观、历史的岳飞形象这件事上，迄今为止仍然是失败的。但笔者想指出，这一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大众的懵懂，或说他们对认识真实的历史缺乏兴趣。应该认识到，在华文学术界，虽然有客观对待岳飞问题的声音，但当涉及关乎“民族大义”的立场问题时，为岳飞左袒依然是主流。学者当然分得清史实与虚构，却很难完全摒弃超历史的价值立场。正是这样一种价值预设，最终妨碍了学者有力地将神格化的岳飞拉回到历史轨道上来，并面向大众重新言说。

学者为岳飞左袒的情感基础，和普通民众岳飞崇拜的情感基础是一致的，即源于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岳飞“是一面爱国统一的旗帜”，“世世代代活在炎黄子孙的心中”，这不仅仅是宣传语言，它曾以不同面目反复出现在学者笔下。涉及相关历史人物，不仅是民间，史学界的通见大约也是如此：岳飞是民族英雄，秦桧是误国误民的大奸臣，宋高宗是荒淫无耻的昏君，这三张标签是“套餐”，且不单拆零卖。宋史研究名家王曾瑜先生撰写过一部宋高宗传记，即以《荒淫无道宋高宗》为题，与此相呼应，还有另外一位学者撰写的《千古罪人秦桧》。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传递价值判断的强烈意愿。可见，一方面，学者呼吁对待历史问题要客观；另一方面，“摆正”民族立场，又是学者自觉维护或不愿触碰的底线。

笔者从事宋史研究时日尚浅，但据粗陋的观察，笔者以为这样一种立场预设，可能正是两宋之际政治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障碍。首先，因在研究中对岳飞问题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妨碍了对那个时代历史全景的客观勾勒。徐规先生即曾指出：“对于南宋初期抗金诸将的战功，应该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地加以叙述，不宜厚此薄彼，更不可为了尊崇岳飞而虚词溢美，不惜抹煞其他将领的战绩。”（《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岳飞的抗金战功》）与此相应，徐先生撰写了《刘琦事迹编年》，并另有《论刘琦的风范品格及其在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一文。但整体来看，史学界的响应并不热烈，岳飞议题占压倒性的优势地位，难以撼动。

与此相比，更为重要的是，预设立场妨碍了问题意识的生成与整体格局的突破，一些细节考订非常优秀的作品，最终仍然要回到批判“民族投降”的框架下来讨论问题。试举两例。其一，很多学者都热衷于讨论秦桧到底是不是奸细。何忠礼先生曾撰写过几篇文章，以为秦桧奸细说源自晚出的南宋笔记和伪作史料，不足采信，所谓兀术遗秦桧书“必杀飞，始可和”，也纯属子虚乌有的小说家言。其实何先生的文章已经非常自觉地指出，这些论证只是想把一些具体历史问题讲清楚，以彰显史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并不动摇秦桧投降卖国的整体结论。即便如此，何先生的观点还是不能让很多学者满意。王曾瑜先生撰文对此提出批评，指出何文中文献运用有问题，力言秦桧的奸细帽子不能摘。何、王两位都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在宋史学界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当新问题出现的时候，两位先生却并未将讨论引向一个更高的台阶，比如抛弃预设立场与陈见，设计南宋政治史研究的新架构，而是纠缠于秦桧是不是奸细这样一个对现代学术研究来说意义并不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