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人会指出,对岳飞研究有开创之功的邓广铭先生在其《岳飞传》里,也是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在邓先生撰写、初版《岳飞传》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此前国家更是经历了历时弥久的动荡与不安。这一代人在艰难岁月中的心境,非我等长于安逸的后生晚辈可知。作为学者,借助有民间信仰基础的英雄人物来激昂国人斗志,无可非议。对于前辈学人的民族感情,不仅应予充分尊重,而且应该认识到,这是家国危难之际所体现出来的学者良心。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代学术有一代学术之目标。我们今天更应该做的,是在前辈打下的基础上,把研究推向深入,而不是停留在旧有的立场上继续打道德官司。
关于“民族英雄”的话题,陶晋生先生《岳飞与完颜宗弼》一文,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示。陶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南宋的头号强敌兀术,在女真族心目中,是超过所有金代君主和将相的英雄。在长期居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流传着兀术英勇破宋、俘虏二帝的故事(《葛门主格》),虚构之精彩不亚于《说岳全传》。这提示我们,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基底的英雄崇拜,既可以用来包装保家卫国的优秀将领,也可以用来包装为本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对他民族来说却是侵略者的战争策动者。
最后想提一提寺地遵先生的研究。寺地先生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在文献运用上有些疏漏。比如关于绍兴十一年初,高宗命岳飞援淮西事件,寺地先生轻信《王次翁叙纪》中的记载,相关问题王曾瑜先生在《岳飞援淮西》一文中已有辨正。但整体来看,我们还是要承认,寺地先生的这部著作,是该领域为数不多的能把历史写活的优秀作品,既有宏观视野又能深入到细节,为我们观察南宋初期的政治提供了一个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在与中国学者交流的过程中,寺地先生很早就提出过,要避免在岳飞研究领域作超历史的立场预设,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受中国大陆岳飞研究会之邀撰写的《岳飞、秦桧在宋代政治史上的地位探讨》一文中,寺地先生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在宋金战争的民族立场问题上,外国学者当然具有先天优势,不必像国内学者那般纠结。但仔细检讨,我们也不能因为寺地先生是外国人,而罔视他的主张。摆脱超历史的立场设定,让岳飞问题真正回归历史,不仅是向大众传播客观历史知识的前提,更是宋史研究自身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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