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岳飞回归历史（3）

另一例，是学者关于宋高宗和秦桧到底谁是杀害岳飞元凶的讨论。检索相关研究成果，读者会发现，同主题文章海量存在，但大多是在作低质量、无意义的重复，这体现出在既定框架下，学者问题意识的贫乏。其中优秀的文章并不是没有。戴建国先生曾从司法与文书形成程序角度，对岳飞“诏狱”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世传高宗曾下达“岳飞特赐死”的诏书，这道诏书的史源，附见于事后抄录的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申进尚书省札子，对于下达诏旨的日期则无交代。但问题是，岳飞正是十二月二十九日被杀。在同一天里面，刑部、大理寺将案卷申进尚书省，然后取得圣旨、形成诏书，再将岳飞杀害，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诏书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程序。故戴先生以为合理的解释，是秦桧先斩后奏，迫使高宗追认而倒填圣旨，故而这道诏旨违反常例，未注明日期。与此相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主审官第一次向高宗汇报岳飞案，是在岳飞被杀半个月之后。这与岳珂所述岳飞之死“初无有旨也”的说法相符。邓广铭先生在早期的研究中也已经指出，岳飞案有“诏狱”之名而无诏旨之实。

戴先生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对史料钻研之透，可谓该领域上乘之作。但全文的结论部分，仍然要回到批判南宋朝廷杀岳以求降的预设立场上来，指出秦桧先斩后奏只是程序问题而绝非矫诏，杀岳飞是宋高宗和秦桧共同策划的阴谋。笔者读这篇文章时，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戴先生的文章在制度考辨、细节纠偏上，极具亮点和价值，但因最终归结到对谁是杀害岳飞元凶问题的探讨上，在主题上被同类合并，反而有被湮没的危险。

能战始能和，宋、金都无法彻底消灭对方，是和议的前提，这是很多学者早已认识到的问题。但这一认识，并没有妨碍学者继续把岳飞、宋高宗置于战、降两个极端上予以审判。或许正是因为民族情感的气场太强大，以至于对势力均衡、不得不和这一问题认识最清楚也是最深刻的徐规先生，在谈到绍兴和议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括弧中说明“实际上是投降”。

试图突破框架的努力，也很早就开始了。虞云国先生在《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一文中表明，不拟采取以往民族投降的视角考察南宋初期的收兵权问题，而强调武将势力崛起与抑制武臣的宋代家法之间，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虞先生指出，在依从赵宋祖宗家法予以收兵权这个问题上，南宋初期的很多名臣都有共识，其中不乏主战派领袖。为力求客观并与主流呼应，虞先生在文末也谈到了收兵权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谁该为这些负面影响负责的问题。

杀岳飞必须放在收兵权与宋朝祖制的大背景下看待，对此何忠礼先生也曾撰文予以强调。何先生还在文章中指出，岳飞和宋高宗的矛盾要放到两人交往的历史过程中考虑，高宗杀岳飞，是两人矛盾逐步升级的结果，而不能单看绍兴十一年前后的变化，这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论点。有意思的是，何先生最终并没有指向理性地看待赵构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扮演的角色，以及由该角色决定的行事取径，而是将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作《岳飞遇害是宋高宗蓄谋已久的阴谋》。理性思辨再一次局限于细部考订和挖掘，最终还是坚定地回到民族立场上来，在岳飞、宋高宗之间做出一个忠奸善恶的道德评判。而对于虞云国先生提出的，在诸大将部伍私家武装性质日趋明显的情况下，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进行收兵权的策略并非没有合理性的论点，何先生则明确表示，这是不能赞成的。

应该有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南宋初期的政治史研究，老在民族立场上打转是不行的。但和虞云国先生明确地摆出自己的论点不同，更多的学者是用旁敲侧击的手法含蓄表达。比如朱瑞熙先生在《宋高宗朝的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一文中指出，观察宋高宗在两宋之际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应该注意到，他其实有一个学习、积累经验的过程，其间当然会犯很多错误。从最初缺乏情报获取等基本能力，到逐步建立情报、决策系统，是一个过程。曾闻黄宽重先生转述刘子健先生的观点，与朱先生此见类似。高宗从一个没有继位预期的皇子，突遭家国大难，到担负起政权重建的重任，这个过程必然充满各类复杂的问题，而不能用“民族英雄”或“民族败类”这类简单的标签予以判别。黄宽重先生在《秦桧与文字狱》一文中指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单从道德观点论功过”，以宋金和议一事而言，由于史料不足，今天已难客观地了解或评估宋金国力，也就很难以简单的二分法：对错、是非，去评断其中的历史人物了。与朱瑞熙先生的含蓄提示法相比，黄先生的这段文字透彻明亮得多。

笔者以为，对于南宋初期的各类历史事件，若能予以均衡观察，而不是被收兵权的利与弊、杀岳飞真凶是谁等枝节问题牵扯过多精力，会有更大的文章值得做。南渡之初，高宗先借重伊洛学力量，成功地将王安石塑造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随即转入对伊洛学与王学并行打击的立场，而绍兴十一年流放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大慧宗杲，其时间正与收兵权相次。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是否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我们不用道德尺度对这些事件作价值判断，只谈在南宋初期国家、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各项复杂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这是在更为宏观的层面认识南宋初期历史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放弃一些狭隘的预设立场，放眼于构建一个新的南宋史架构。此前，之所以那么多优秀的细节研究无法汇聚成具有框架突破效能的宏大叙事，正是因为学者在立场顾忌面前自我裹足，使得细节上的理性思辨被切割成不成体系的碎片，散落在“民族立场”关照下的各个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