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革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

（二）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提出了对外开放战略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太顾及国家经济利益，对资本主义国家闭关自守，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我体系内。“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既无外资又无外企，既不了解世界经济状况又不参加世界经济组织，是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闭关自守的真实情景。”[4]中国在自我体系内搞社会主义建设固然与认识有关，但也与当时国际形势的紧张气氛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紧张形势趋于缓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开放与合作成为全球化的主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化世界体系之外。新科技日新月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光导纤维、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新能源和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开放和运用，大大推动了自动化和自能化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高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利益和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革。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

从国内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急需资金、先进技术和人才，都必须通过对外开放获得。“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全球化作为世界科技进步和国际交往扩大与深化的产物，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的人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克服由于资源不足、技术落后、市场狭小、运行机制不畅等因素造成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5]发展中国家需要与发达国家发展关系，以利于国内建设和发展。发达国家也希望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尽管发达国家主观上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但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起来，发达国家的发展也没有市场。鉴于此，党果断作出对外开放战略。

（三）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借鉴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资源总是表现出一定的稀缺性。因此，对有限的、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最少的资源消耗生产出最适用的劳动成果，实现效益的最优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计划和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实践表明，市场经济机制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形式，社会生产的健康发展需要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进一步暴露。这些国家体制僵化，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出现倒退，引起政局动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仅采用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也出现高速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时代发生重大变革，中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再也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必须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国际接轨。中国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广阔的世界市场都将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高速跨越式发展提供广阔空间。”[6]邓小平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邓小平以敏锐的世界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艰辛思索，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

（四）适应以科技发展为核心的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需要，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知识型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科技创新对人类发展的推动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邓小平说，当今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7]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科技实力上，各国政府都将高新技术的发展列为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激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有了较大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较快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科技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颈瓶：科技原始创新不足，创新型人才匮乏，关键技术依赖进口；产、学、研相脱节，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水平不高。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8]正是在科学分析当代科技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发展巨大影响的基础上，1995年党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

（五）深刻吸取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形成了以“三个代表”为核心内容的党建理论

进入21世纪，时代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在国际上，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恐怖主义威胁加剧，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世界并不安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被西方敌对势力视为眼中钉，对我国进行分化与和平演变的图谋从未停息。渗透与反渗透、分化与反分化的斗争长期存在并且愈来愈剧烈。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如何在快速变化的国际格局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抓住机遇，战胜困难，实现自身的发展，使我们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给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内，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新的情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就业岗位、人的思想观念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给党的执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党的执政环境与自身状况也发生重大变化。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9]在新形势下，党的自身状况也存在不少问题。一些消极、腐朽的东西在党内滋生并蔓延，从思想、组织、作风上侵蚀党员队伍，影响党的先进性和党群关系。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变革的新特点提出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以“三个代表”为核心内容的党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