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生育政策开放与否的冷思考(3)

“二胎”生育政策开放与否的冷思考(3)

2、二胎生育政策对没有多胎生育的地区和个人也没有明显影响

以上是对有多胎生育习惯和传统地区和个体的讨论。那么对于原本有过二胎或是多胎生育,后来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不愿意多胎生育的地方,放开二胎生育,是否就一定会带来生育数量的大增长呢?我认为,政策变更并没有那么大的效应。放开“二胎”并不会出现一些人担忧的农民的高生育率,因为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并没有改变。在面临很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农民的多胎生育会使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变得更差。因此,即使二胎政策放开,大多数人仍是只会选择跟当前阶段一样的生育行为。而其他选择更多生育的农民也是少数,多数农民的经济条件并不足以负担更多子女的抚养成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和农村的市场化对降低农民生育水平的贡献也是不应被忽视的。正是农村自给自足生活的打破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农民开始按照经济思维来决定自己的生育行动。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实施了近3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观念,也认识到了优生优育的重要性。

农村生育者现有的生育行为都是跟自己的生存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其生存环境发生大的改变,其生育行为才会发生大的变化。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人们在传统生育文化、计划生育政策、经济理性思维和现代生育知识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生育观念。而这些观念是具有合理性和惯性的,在人们的经济环境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善之前,二胎生育政策的放开并不会改变人们现有生育模式和行为。

三、富有者与一般人无法平等享受二胎放开的政策

1、一般人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而不会在政策放开后增加生育数量

如果,大家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历史过程有了解的话,大家都会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是最为严格的,所谓的拆房、牵猪牛、流产等比较恶性的超生处置手段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从那个时候往后,中国计划生育的执行力度是下降的,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是有所放松的。但是人口增长率在政策执行放松的情况下,并没有出大增长,反而是下降。1999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77‰,而到2005年为5.89‰,而近几年,这个数值变得更小。类似的,一些人所称的二胎生育政策的放开很可能在城市引起更加的问题,也都是不够严谨的说法。一些支持放开二胎生育的研究者认为,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养老压力的快速增加,需要我们通过开放二胎生育以改变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状况。但是现实是,城市生活者要对新的生育政策进行回应,会更加困难。城市生活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开支,而多数中产阶级的城市生活者是不敢生育二胎的,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巨大潜在成本将会是抑制其生育意愿的有效手段。他们希望能够在少生育的情况下,给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教育等条件,而多生育不仅改变现有状态下,一个子女的生活环境与发展空间,同时将会让整个家庭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我们可以说,现有的城市生活者要比农村居民更加现实,因为他们处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更多方面的压力之中。即使,我们的政策对城市的二胎生育保持允许,城市居民仍然不会觉得他们有能力并有意愿进行二胎生育。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政策放开并不会改变其生育行为,因为生育行为是嵌套在城市生活的各种压力和空间当中的。

2、二胎政策放开后富有者多胎生育将会更加多见

笔者在多个地方的农村调查发现,违反现有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现多胎生育的家庭中,富有者家庭占据70%以上。因此,二胎政策放开将使得村庄内富有者的生育数量发生变化,因为超生面临的政策障碍没有了。没有经济层面的压力再加上生育政策的宽松,经济条件允许的人是会选择二胎生育的。在政策未能改变的情况下,一些富有者就存在多胎生育的现象,而若是政策开放二胎生育的话,富有者的多胎生育行为就会有了更多的便利。当生育政策的放宽只是引发了富有者多胎生育的出现,那政策的改变一定会引来人们的批评。这样的话,在一般经济条件的家庭看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就更多地为富有家庭的生育提供方便了。

四、政策应追求实现公平与正义

如果以上分析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会发现:放开二胎的话,政策实施后的效应也只是在一小部分社会群体得以体现。而对多数人来讲,生育政策的改变并不会使其生育数量发生变化,而这一点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可能都是相同的。当然,当这个政策的结果只是对富有者有利的话,该政策的公平性与正义性就面临考验了。当人们质疑计划生育政策改变是为富有者生育开路的话,那么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就受到挑战了;而其背后也可能会隐藏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因素。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不仅要考虑,一个政策是否能够实施或者是实施的时间是否合适,同时还要考虑到,这同样的政策实施后对不同经济层次的人们将会带来何种不同的社会结果。当政策遭受金钱逻辑而发生改变时,政策的实施对于富有者更加有利的话,那么政策的执行和实施就会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针对不同区域的生育情况,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生育政策;对于不同经济层次的群体,政策实施也应该使其能够受益。政策应该在更广大社会群体的范围内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效益。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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