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延安时期党群关系建设的历史经验

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红色圣地,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里,我们党形成和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身体力行地与老区人民建立并保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基础。今天,我们重温延安时期党如何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谋利益,再次体悟到只有根植人民,造福人民,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取得人民群众全力支持,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这种警示与警醒的历史厚度和分量是显而易见的。

依靠群众力量,尊重群众智慧。延安时期,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生产实践决定社会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其运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实践中,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一是依靠人民群众,突出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动员一切抗日爱国民众,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持久抗战并取得了全面胜利;在生产建设中,党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普遍组织变工队、扎工队以及合作社,把群众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做到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二是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突出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地位。例如,集体互助生产办法原是群众自己发明的,党在江西时期就总结过这一群众经验。到了延安之后,党在新的实践中又一次总结了延安县等地群众互助合作创新经验,并在更广范围加以推广,成为党在各根据地普遍推行的一条富有成效的方针和政策,使各解放区找到了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

拜人民为师,提高群众素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作为认识的主要来源。一方面,自觉地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向人民问计。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例,会前,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广泛听取广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意见;会中,党的领袖与文艺工作者充分交流、共同研讨,达成基本共识;会后,进一步听取各界意见,形成了党的新的文艺理论和政策。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创作出一大批富有时代特色的文艺精品,繁荣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另一方面,十分注重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提高人民群众认识能力。例如,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盲率达90%以上,边区政府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中小学教育。据统计,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1380余所学校。此外,还广泛开展各种社会教育,成立冬学、夜校、读报组、识字组等,使边区成为抗战时期国内三大文化中心之一,许多群众能够读书看报,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以及文明程度大大提高。

加强改善民生,维护群众利益。延安时期,党从群众立场出发,始终把人民群众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是通过政策调整,突出人民群众利益主体。在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休养民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方针政策。在解决公私关系、军民关系上,制定和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政策;在阶级关系上,边区政府由过去只代表和维护工农利益转变为代表抗日各阶级利益;在劳资关系上,既扶助工人,又发展实业,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通过卫生防疫和义务教育,老百姓实现了看病和孩子上学不出钱的愿望。通过一系列利益调整,使群众得实惠,党也获得了民心,1946年边区群众给毛主席送“人民救星”金匾,就是获得民心最好的证明。二是通过减轻人民负担,保障人民群众利益主体。1941年,由于国民党经济封锁,外援断绝,边区140余万群众要负担20万石公粮及其他税收,再加上年均115天的义务工,群众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在了解群众困难后,党中央果断采取减粮减税、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措施,部队和机关实现了粮食自给,大大减轻群众负担,用实际行动捍卫了群众利益,群众也到处传唱“东方红”。

保障群众民主权利,打牢群众基础。延安时期,党在各根据地广泛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始终尊重人民群众权力主体地位。一是实行普选制度,突出人民群众权力所有者地位。在陕甘宁边区,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选举制度,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再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各级政府,政府行使权力。权力源于人民,使民主选举成为人民群众利益表达的渠道。二是实行法律监督,突出人民群众权力监督者地位。以陕甘宁边区为例,群众可以自下而上地批评、监督、控告甚至要求罢免他们不满意的官员,公开监督权力运行。当时,边区政府还颁布了《施政纲领》、《惩治贪污条例》等法律法规,防止和惩治官员贪腐,并将贪污3050元的昔日战斗英雄肖玉璧枪决。至1940年,共惩处170余人。这些举措既保障了人民权力,也锻造出一支廉洁奉公的公仆队伍。三是建立“三三”制政权,在政府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种权力席位分配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使边区各级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方面的政治精英,政权因此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动员能力,扩大了群众基础,赢得了民心。

以人民满意为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延安时期,党始终以人民为主体作为核心价值取向,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最高评判标准。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育党员干部,认识人民群众实践活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当时,在边区和各根据地广泛开展了英模运动,涌现出了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等一大批劳动英雄,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与示范作用。二是以广大群众拥护和满意为最高标准,突出人民群众评判地位。延安时期,党判断政策得失好坏,根本依据就是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建议“精兵简政”。这个政策符合实际,对人民有好处,党就毫不犹豫地采纳并切实推行。三是强化人民利益至上价值观。判断一个人价值大小,主要看是否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利益而死就重于泰山,反之就轻于鸿毛。普通战士张思德烧炭牺牲后,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发表演讲,深刻昭示了这一道理。从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到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求写进七大党章,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确立了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一根本价值观。

(作者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葛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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