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来看,“国家资本主义”被美国政府接受,尤其是希拉里几次在有中国参加的会议上使用这个概念,作为其批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由。希拉里承认任何国家都有权决定如何参与经济运行,但是在她看来,以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国有企业为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会造成世界范围内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经济竞争不平等,她还认为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可能成为一些国家滥用经济优势、干扰邻国发展的工具。显然,希拉里的每一次谈话都越来越明显地把目标指向中国。由于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判断上,美国政府已经和正在与学术界形成互动,并且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所以这个概念将会在其对华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方面将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政治化的做法,显示出主导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仍然是冷战竞争思维和单极化的世界观。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所说,美国在推动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却忘记使自身的视角和心态全球化。[26]它反映出美国依然漠视全球化和多样性的现实,不尊重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唯我独尊并且极其短视。如果双方或者各国偏执于这样的话题,就无法携手面对共同的挑战,获得共同发展的空间。
这让人想起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经讲过的一段话。虽然他所针对的是美国在1949年“失去中国”之后的外交政策,但是当时的许多情景和目前相似。他说: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起来掌权,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产生了疑问。就我们过去的传教工作和提高中国人民一般水平的工作而论,它们表达了我们领导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但现在我们的自信心受到一次惨重的打击。……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的——至少目前是如此。[27]
四、结论
“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这对关系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各国国情、发展阶段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进行调整。发展经济学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对于自由主义的“守夜人国家”的定义给予了充分批评,更为全面地认识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尼尔·弗格森就说,根据西方各国政府支出的比例,“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
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都要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也只是一种模式,还有“莱茵模式”、“福利国家”模式、“第三条道路”、东亚模式等其他不同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发展道路的核心是结合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入到主要由西方国家制定规则的世界经济中来,通过对外开放获得了合理的发展空间。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滥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总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裁判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且带有强烈的偏见。这种乱贴标签、将意识形态和政治判断置于经济领域的做法,并非如他们说的那样是为了形成“平等竞争”,而是为了维护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和地位,阻碍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具有良好的治理结构,并且承担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和公共责任,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的。反而是一些西方国家总是寻找一些借口来干扰企业间的正常竞争,比如美国多次否决了中国对美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计划。当前西方国家的做法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转移了国际合作的话题和方向。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全球化研究学者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为此指出,我们应该接受的或者说未来的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监管它们交往的应该是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合乎常理的规则……在其中各民主国家将自行决定它们的未来”。[28]
美国用“国家资本主义”称呼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用“国家资本主义”将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归为一类,不仅是沿袭了长期以来南北对立的认知,同时也说明中国和这些国家确实在发挥国家的积极作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方面具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也说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利益、价值判断上有很大的交流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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