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评析（5）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的研究，美国似乎更符合前述“国家资本主义”的某种定义，“自由资本主义”只是他们的官方信条和一个合法性神话。他的研究发现，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的保守派政府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系统性地滥用公共制度谋取朋党的私利，用“掠夺型政府”代替了“新工业国”，使美国成为一个“公司共和国”。正是这个“公司共和国”加剧了美国的两极分化，破坏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为危机埋下了伏笔，加速了美国金融霸权的终结。[19]对此，中国确实应该引以为鉴。

4.后发国家有追求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及必要性。

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一直有意贬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如果认真回顾主要发达国家的崛起历史，就会发现国家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这样的历史一直被主流的理论所抽象，这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抽掉梯子”。[20]

但是，还是有一些学者开始抛弃西方中心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误导性视角，而是使用所谓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概念[21]，来认真总结“非西方”的发展模式或路径。剑桥大学教授、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通过研究历史的教训指出，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和利益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以自主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22]而格申科龙早就在其关于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名著《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透视》中指出：在后发地区，国家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有企业并不必然就是低效率和容易滋生腐败，也许竞争而非私有化才是改善企业绩效的根本途径。英国、德国、日本和法国历史上都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有利于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的同时实现社会目标。[23]

5.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把局部问题放大化和普遍化。

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由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确实奉行“GDP至上”的信条，采取了不正确的发展方式，存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但是，决不能把中国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问题概念化、普遍化为中国的发展模式，那显然是未经严肃思考的妄下论断。

三、作为政治工具的“国家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国家资本主义”的相关讨论体现了当今全球权力转移背景下的话语权冲突。西方媒体提出和炒作“国家资本主义”显然是别有用心，其存在的土壤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怀疑，以及对新兴经济体成功发展的恐惧。部分媒体作家和学者未经认真严肃的思考，也将此作为流行的学术标签而大加引用，以标新立异和吸引眼球。正如尼尔·弗格森所说，“国家资本主义”只是一个笑话，一个转移我们注意力的话题。

冷战结束后，按照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观点，西方国家已经没有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所有的国家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相互之间的根本差别不是社会性质，而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具体方式，因此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来描绘自己的对手而非敌人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构建自己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随着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实力增强及其与西方国家竞争的全面化和激烈化，这个任务更为迫切。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期，东亚国家被描绘为“裙带资本主义”。新世纪以来，中国和俄罗斯被视为“威权资本主义”。[2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自由资本主义受到了严重挑战，“华盛顿共识”被抛弃，“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失去了统治地位，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指责又甚嚣尘上。[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