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思路及政策安排（3）

相关的政策要领有必要提出以下几点。第一，现在各方越来越关注的增值税转型，需要和地方税支柱打造形成呼应，采取“在后跟随”的方式来推进，如果没有资源税相对充分的发展和房地产税的破题和确立，使其至少在发达地区较快地形成一定的支撑力，先行贸然做增值税扩围，必定导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矛盾更难处理。第二，地方的压力有可能促成分税制的倒退，这种情况一定要避免，坚决不能做“一省（区）一率”的任何安排，我认为这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基本制度成果需坚持的底线，如果突破这个底线，分税制改革的根基就会动摇。第三，在税改顺序上，近期，资源税要趁势扩大区域覆盖面和品种覆盖面；近中期，要鼓励像上海、重庆这样有积极性、有战略全局思考的地方决策层，先行先试搞房产税，经过一段时间实验，再考虑扩大覆盖面；在中期，“十二五”前期应该确立社保税的框架，启动环境税改革措施，个人所得税也势必做优化调整；中长期，应当对遗产和赠与税进行积极研究和讨论，虽然在一段时间看起来难度比原来想的大一些，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遗产和赠与税的制度是很有意义的。小平同志晚年强调，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最重要的是怎么避免中国两极分化造成的威胁。

总的来说，财政体制的改革要标本兼治，安稳民心，安定官心，积极稳妥，治本为上，实现制度创新。探讨改革方案的时候首先要安稳民心，不要动不动就说有什么对老百姓形成了威胁。比如前段时间对于房地产税的讨论，就弄得社会成员似乎人人自危，这种氛围是不对的。因为它只是解决对产权房高端房主的调节问题，低收入阶层靠廉租房、公租房解决居住问题，与他们无关。公职人员和中等收入阶层，显然改革方案一开始也不能覆盖他们，特别是各个家庭一定人均标准之下的住房肯定不能涉及，涉及了就可能天下大乱。对高端房主，也不是与他们为敌，与他们过不去，因为这种再分配调节是市场经济的通例，他们有相应的承担能力。中国的制度创新因为触动既得利益，被各种力量有意无意地往后拖。只有抓住制度创新，我们才能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