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3）

再次，善于团结领导集体的每个成员，确立党中央集体领导与成员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

一是改变会议方式和领导方式。为了会议开得更加民主，充分体现领导成员地位平等，反对凸显个人，除了事关全局的中央会议由张闻天作报告和结论，更多的是由分工负责有关方面工作的同志作报告和结论。长征中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讨论西安事变，由负责统战工作的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召开白区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作报告。会上，他同大家一样讨论发言，只在必要的时候作简短的总结发言。对外发电报，他避免单独署名，尽量同其他领导人联名。而这一时期中央绝大多数重要文件，包括《遵义会议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等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文件，均系他亲笔起草。

二是正确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对此前犯“左倾”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在遵义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同意毛、张、王意见”的凯丰，对因白区工作与自己发生严重分歧的刘少奇，张闻天都采取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安排他们充分发挥各自长处为党工作。即使对张国焘、王明，也是从党的事业大局出发，既认真严肃地开展思想斗争，又耐心坦诚地交换意见，直至他们叛党离去。他认为：“不要夸大或缩小”党内存在的不正确思想。“思想斗争的方式主要是说服教育，而不是打击。”[3]“夸张的、武断的、主观主义的、吹毛求疵的或人身攻击的思想批判，是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只能说服教育有错误的同志，决不能体罚或变相体罚 [4-1]。

三是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攻打打鼓新场争辩之后，张闻天进一步体会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英明，认识到军事指挥需要高度集权。于是，主持芍坝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的动议交付讨论，决定由周恩来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最后决心，毛泽东进入军事指挥的决策核心。张闻天回忆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我提议要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2-2]。1935年11月，张主持下寺湾政治局会议，强调“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可由他们全权决定。”[5]经他提议，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统帅。1937年8月，张主持洛川政治局会议，改组中央军委，毛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以适应全面抗战。这样就从制度上克服了民主讨论和多数决策不适宜战场指挥的问题，既发挥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改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张闻天主持党中央领导工作期间，我们党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党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确立的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标志是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若干文件。它们具体规定各级组织领导权的形成与行使，以及如何处置领导成员与领导集体、领导成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首次提出“党的一切工作由党中央集中领导”;“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在组织上”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等。这也是对张闻天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方法、作风、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