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2）

其次，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决策，多次解决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意见分歧。

第一次严重分歧发生在中央红军二占遵义之后。1935年3月10日，张闻天主持鸭溪政治局扩大会，讨论是否发动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建议的“打鼓新场战斗”。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认为不能打。于是，会议作出攻打的决定。散会后，毛泽东放心不下，连夜找周恩来阐述攻打打鼓新场的弊端，要他晚一点下发攻击令。周接受毛的意见。翌日一早，张再次主持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毛和周说服大家。于是，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避免了军事被动和红军损失。在两天之内，党中央领导集体按照多数决策原则，作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决策，都体现了党内民主。

第二次严重分歧发生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1935年6月，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先北上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则主张西进西康、青海、新疆或“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对此，张闻天多次主持党中央领导集体会议，按照多数决策原则作出决定并亲自起草多个文件。其中，沙窝政治局会议决议批评张国焘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俄界政治局会议决定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张国焘阳奉阴违，拒绝中央领导集体的所有决定，顽固坚持其错误方针，直至发展到另立中央、分裂党的统一，南下也以失败告终。同张国焘进行斗争，无论情况多么复杂、危急，张闻天始终坚持会议讨论和多数决定，取得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中央集体领导的胜利。

第三次严重分歧发生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1936年10月，于会宁胜利会师的红军三大主力，面临日寇侵占华北导致国际国内形势恶化和党内各种矛盾加剧的复杂情况。1936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未就西安事变达成一致意见;1937年5-6月，中共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引起与会者激烈争论;特别是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指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他未经延安同意，经常以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声明，要求张闻天、毛泽东不能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达指示和发布文件。对此，张闻天与毛泽东彼此尊重、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坚持召开政治局的会议或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坚持按照多数原则决定问题，妥善处理党内矛盾，战胜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使全党空前团结统一、迅速发展壮大。

毛泽东十分赞赏张闻天的领导。在陕北时期，他常对人讲：洛甫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雅号“开明君主”(有时也称“有道明君”或“明君”)[2-1]，认为这段时间是党中央运用唯物辩证法比较好、政治生活生动活泼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