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4）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闻天受到迫害，身处逆境，仍然坚持独立思考，捍卫真理，忍辱负重，勇敢批评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家长制作风，努力贯彻执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为全党同志树立榜样。

首先，淡泊名利、相忍为党，积极为党的事业贡献思想和智慧，主动参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自1938年9月至1941年7月，前后有3年多的时间，他尽量推掉“总书记”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央宣传部和马列学院，为此倾注大量心血。病逝前，他说：我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作出多大贡献，但为我们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对此，毛泽东表示不满，公开指责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当面批评张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后又送给张(狭、高、空、怯、私)五字评语[6]。这些批评与他先前称赞张，自相矛盾，使张很感委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公正地评价张闻天“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主动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先后任两个小省的省委书记。但张并不计较这样的使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总结未来社会发展的六种经济形式，提出重大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为新中国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他还提出，新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可以搞中外合资等。薄一波叹息，这些很好的思想未能受到“充分重视”。

1951年，张闻天调任驻苏联大使。1952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团员中竟然没有时任驻苏大使的张。如此境遇，政治歧视显而易见。对此，他泰然处之。后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调他回国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不能多出头。在党的八大上，他身为政治局委员，要作一外交方面发言，不许。即便如此，他还是主动向中央报送有关国际形势、外交政策的分析和建议。他认为：新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适用于不同体系的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一体系的国家之间;“革命决不能输出。”[7]对外援助“不要打肿脸充胖子”[8]，主张先把中国自己的事做好。这些高瞻远瞩的宝贵思想，未被毛采纳，反而成了日后批判他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