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思考

（原题：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若干思考）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和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接受。因此，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和经验，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问题。[1]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中的两个薄弱环节

作为一项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涉及一系列问题，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内外语境、具体路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给中国的影响等等。在关于这一课题的诸多问题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主体[2]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到底经由哪些人的介绍和传播，并最终为中国人所深知和广泛接受，是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理应深入思考的问题。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众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初步厘清了这个问题。当然，研究中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就个体研究来说，对上层精英研究得多，对中下层人士研究得较少。当前，大部分学者在描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主体及传播内容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将注意的焦点对准了少数精英及其经典，如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瞿秋白等个体人物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问题。[3]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主要经由这些精英开始在中国介绍、传播的，其经典著述也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内容。

然而众所周知，任何思想的广泛传播和任何思潮的形成，都必须经过一个由少数人到多数人参与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大众化、社会化的深入进行，并成为五四以后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思潮，单凭少数几个精英的个体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必须通过众多精英与中下层人士的合力作用方能实现。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也应坚持精英史观与民众史观相结合，体现出中下层民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的科学真理性；加上其所“代表的是有史以来最进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有史以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本身蕴含的“大众性具有史无前例的深刻内容和广阔空间”[4]。作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不仅为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上层精英和政治领袖所宣扬，而且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普通知识分子和中下层民众。

因此，无论是从“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5]的史学方法论要求来说，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科学真理性和人民大众性来说，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都需要我们加大对中下层人士的探讨。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既有研究过分突出少数精英及其经典的不足，有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如有学者指出，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武汉地区曾出版了一本署名田诚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的小册子。像这样一篇“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的文章，在“国内有影响的中共创建史和‘传播’史的专著中却没有它的踪迹”。究其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因田诚的身份目前人们还不了解，如果作者是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或者是蔡和森，那么可以想象，该文将引起高度重视，成为中共创建史和‘传播’史大写特写的内容”[6]。应该说，这还是一个有名可查的案例，我们的传播史研究就给出如此“礼遇”，至于那些为数众多、无名可考的人物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评价，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二，就群体研究来说，根据传播者阶级立场的不同进行研究得多，而根据其他属性的不同进行研究得较少。如有学者研究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群体[7]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问题，也有学者从整体上考察了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包括清政府驻外人员，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传播。[8]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从传播者的阶级立场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划分为若干群体进行研究，确实十分必要。为最大程度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全貌，笔者认为，除阶级立场外，我们还可以根据身份、职业的不同将传播者划分为若干群体，进而探讨这些不同身份、职业群体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特殊贡献。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

首先，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理论，不仅为那些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的领袖群体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传播，而且已经成为近代中国众多关心中国命运、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和选择。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研究的职业群体视角，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仅从传播者阶级立场不同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群体的不足，而且更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刻性。

其次，重要的是，从历史上来看，这些不同的职业群体，由于身份和使命的特殊性，各自发生着与社会不同的联系，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确实在其所联系和影响的对象群体中产生了重要作用。比如说，近代中国大、中、小学里那些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教师对于青年学生了解、认识和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从而走上革命道路，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考察不同职业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独特作用对于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全貌，无疑有着重要价值。

因此，回溯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艰难历程，感悟前贤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努力，并对其作客观的历史梳理和学理分析，为当下中国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有益借鉴，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