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思考（3）

三、进一步深化民众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

“人有个体和群体之分。个体既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与大家一同起作用，又单独起到别人不能起到的作用。群体作用是在相互协调的、相互支撑的、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合力而成的。在历史研究中，既要研究个体的独特贡献，又要研究群体的作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不例外，不仅要加大对精英个体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与作用的研究，更要突出民众群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合力作用。“正是有了社会各领域中不同群体默默无闻工作着，才形成群体作用，才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往往忽视这种群体作用，只有到缺少时，才意识到这种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到底有哪些群体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不同群体间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又有何差异，这些差异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等等，都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思考。除根据传播者阶级立场的不同，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划分为清政府驻外人员群体、资产阶级改良派群体、无政府主义者群体、资产阶级革命派群体，以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群体等进行研究外，根据传播者身份和职业的不同，以下6大群体也应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来华外国人群体。无论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入，还是探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抑或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活动，来华外国人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群体。众所周知，目前可以查到的在中文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名字的几段文字即出自一个名叫李提摩太的英国人翻译的题为《大同学》的文章中。“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再如1921年前后，以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等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成员更是直接参与了“苏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除较早介绍马克思的李提摩太，建党时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国际成员外，还有哪些外国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何在，这些外国人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解读与传播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都需要我们作深入研究。

（二）海外华人华侨群体。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加深。到20世纪初，约有六七百万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如陈独秀所言，“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中国人作工”。这些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同样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如旅俄华工群体就曾向国内大量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旅俄华工先后建立“旅俄华工联合会”，创办《华工》和《旅俄华工大同报》，积极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如《华工》周报就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与工农政府携手合作”。其编辑张玉川被称为“中国鼓吹广义派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首领”。不但如此，“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人回国宣传十月革命。据资料记载：“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除东北地区外，在河北开滦煤矿等地也发现了华工传播马列主义活动的记录。从既有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及相关成果来看，内容上涉及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活动情况及其作用的成果尚且不多，探讨有哪些华人华侨群体参与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各群体间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有何差异等问题，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留学生群体。1840年以来，每次目睹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现实后都会产生一些有觉悟的先觉者。甲午的惨败，再次发动了“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了出国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路，马克思主义成为留学生们选择和向国内传播的重要内容。从20世纪初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一直是向国内输入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他们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输入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客观进程来看，中国的留学生们至少从日本、西欧、美国、苏俄等国家和地区向国内输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不同路径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经过不同语境场过滤后的马克思主义，即被来源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解释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这必然会打上来源地的语境烙印，从而使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差异，加上留学生的个体因素，不同留学生群体选择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差别也是很大的。因此，探讨留学生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仅要深入研究留学生们从不同国家向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要从学理上探讨不同语境（西欧、日本、美国、苏俄等）下传播的马克思主义间的差别及其影响。与此同时，身居马克思主义原产地的德国和英国的留学生群体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四）教师群体。一方面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回国后，教书成为他们选择的最重要职业之一；另一方面，一般来说，相较于其他群体，传道授业解惑的特殊使命，使得教师对于社会上出现和流行的新思想更为敏感，知识的拥有也使得他们有能力对新思想作出判断。而那些对于马克思主义表示认可和赞同的大、中、小学和职业学校的教师们，则成为在课堂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正是他们这个群体所起的传播新思想的作用，才使他们的学生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或者直接参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情革命，或者以新思想为指导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做出贡献。无论何种情况，都能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如陕北榆林中学和绥德第四师范学校的教师群体就对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传播、陕西党团组织的建立和革命骨干的教育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魏野畴、李子洲、呼震东、王森然、朱横秋等教师在榆林中学，大胆改革教学内容，选用《新青年》、《独秀文选》、《向导》等刊物上的文章做教材，开设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为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结合教学，这些教师还领导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青年学社”等学生组织，创办《榆中旬刊》、《塞声》、《榆林之花》等刊物，明确地号召学生要“讲民主，反封建；讲科学，反迷信；宣传新思想，反对旧思想”。李子洲、王复生、王懋廷、杨明轩、常汉三、田伯荫、韩叔勋等教师在绥德四师，同样“一方面教书，一方面给学生们宣传马列主义。王懋廷、李子洲并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在魏野畴和其他革命教师的努力下，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陕北传播的阵地、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实际“党校”，培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一批进步的、信仰马列主义的学生骨干。当然，这只是该时期教师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事例，其他如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广州大学等其他学校的教师群体参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生动案例还有许多。因此，加大对教师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个案研究和整体考察是深化民众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近代报人群体。报刊杂志的繁荣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伴随着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的崛起，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报人群体。而那些有着共同或相似治学旨趣、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团结在一个或多个报刊周围，形成报刊同人群体，通常被称为“××派”，如《新青年》派、《建设》派等。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客观历史来看，这些以报刊为中心的报人群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青年》派、《建设》派自然不用说了，以《今日》派为例，据笔者统计，就目前所见到的10期《今日》发表的100余篇文章中，胡南湖、林可彝、邝摩汉、熊得山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有50余篇，其中还包括多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重要著作译文，如该刊第1卷第4号（马克斯特号）发表了熊得山翻译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评》，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哥达纲领批判》在我国发表的最早的中译文。正如该刊所宣称的那样，《今日》是个“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刊物，“差不多”每期都有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文章，而且每期除了文学方面的东西外，“差不多每篇文章”都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写成的。《今日》派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即使是那些对《今日》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和作用持否定性评价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今日》杂志从头到尾，确实刊载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然，《今日》派只是五四时期众多传播马克思主义报人群体中的一个，如时人所言，“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总之，近代中国报人群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理应深化对这一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六）军队政工群体。随着1924年国共合作的展开，尤其是黄埔军校的创办，如何在革命军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党的影响成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军事与政治并重、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是革命军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显著特征，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是黄埔办学的鲜明特色。从黄埔军校的创办到国民军的北伐，在列宁主义建军原则的指引下和孙中山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在军队中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政工群体。如周恩来、熊雄、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于树德、李求实等在黄埔军校中从事政治工作。北伐开始后，除在南方革命军中广泛选派和培养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外，中共中央还“先后派到冯部国民军的共产党员有二百名之多。其中有：刘伯坚、宣侠父、陈延年、方廷桢、刘志丹、王一飞、邓希贤等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各军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共产党人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政工人员的重要工作。比如在黄埔，除在课堂里直接讲授马克思主义知识外，这些政工人员还广泛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形式多样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政治教官萧楚女“主持的《黄埔日刊》上的政治讨论专栏，完全成了传播无产阶级思想的园地。蒋介石最头痛的就是萧楚女的文章。他拿着报纸对贺衷寒发火道：‘你们吹十天喇叭，也抵不过萧楚女的一篇文章’”。因此，关于军队政工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内容与作用的研究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内容。

当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考察群体的作用，“是很难的”。“它不仅要有大量资料为依据，而且要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分析，然后加以综合。比如，该群体的整体心理状态、该群体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该群体的社会地位和任务、该群体一般的和突出的贡献、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需要仔细考察。”[11]此外，不同个体在群体间的交叉也给研究民众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增加了难度。因此，进一步深化民众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必须深入挖掘大量史料，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充分运用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的方法进行整体考察和客观评价。

总之，无论是从思想传播的艰巨性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身特性来说，还是从体现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影响的深刻性和努力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全貌来说，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都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方面加大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中基层党员和党外人士在内的精英个体与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包括来华外国人群体、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国留学生群体、近代报人群体、教师群体和军队政工群体等在内的民众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与作用的研究。在精英个体研究与民众群体研究的良性互动中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课题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