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思考（2）

二、深化精英个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

笔者认为，只要是那些确确实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各界人士，无论其成分、党派归属，也不论其身份、地位如何，都应纳入我们研究的视野，一方面厘清其传播的内容，另一方面客观评价其历史作用。

首先，深化中共中层和基层党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那么，这些中共党员是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究竟选择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产生了何种影响？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此还基本上局限于南陈北李等少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研究上，而对于那些为数众多的党的中层、基层领导，特别是普通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比如说，1922年初入党[9]的董亦湘，曾担任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董亦湘积极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1922年他翻译了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载了20多期[10]，1924年在上海大学夏令讲学会发表了题为《唯物史观》的演讲，演讲稿分3期刊登在《觉悟》上，1926年1月新文化书社出版了《伦理与唯物史观》单行本，1927年3月教育研究社进行了再次出版。董亦湘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对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陈云对董亦湘的文章兴趣极浓，不仅经常阅读，而且一有机会，就与董亦湘探讨文章中的一些问题，并流露了要参加他们活动的想法”。与此同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董亦湘发现和培养了许多党的积极分子，先后发展恽雨棠、陈云、张闻天、杨贤江、薛兆圣、徐新之、孙冶方、黄祥宾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当时在无锡师范读书的管文蔚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

再如，1920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蒋光赤，入党前后也积极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发表了诸如《经济形式与社会关系之变迁》、《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列宁年谱》等文章。此外，蒋光赤还翻译了多篇列宁主义经典文献，如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以及《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等。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时期蒋光赤写作了大量的革命文学作品，是我国较早以文学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如《十月革命纪念》、《劳工歌》、《莫斯科吟》、《临列宁墓》、《十月革命的婴儿》、《我们是些无产者》等。蒋光赤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尤其是那些饱含革命激情的诗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进步青年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建国后曾任国家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的孟超就曾将蒋光赤的作品比喻成“革命的暴风雨将要到来的时候，最初飞来的几只海燕，掠过了乌云弥漫的太空，歌唱出斗争的曲子”，“冲破黑暗，发出了号召的号角，鼓舞了来者”，并深情地回忆说，在没认识蒋光赤之前，“我是早已被他的《新梦》等诗歌触发了革命的热情的，而且在当时不止我一个人受到他的激励，不少的青年也因为他昂扬的歌唱而得到鼓舞，迈上了革命的第一步”。

事实上，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基层党员在数量上是非常多的，董亦湘、蒋光赤仅仅是其中的两个代表，其他诸如袁振英、安体诚、熊得山、柯柏年、袁玉冰、王尚德，以及“号称西北三大青年理论家”的席石生、刘天章和魏野畴等都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量内容。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1920年席石生撰写了一篇《布尔塞维克主义论》，旗帜鲜明地宣传介绍了马列主义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凡1万余字，连载在1920年11月2日至8日的《鼓昕日报》上。“尽管由于时代和研究条件的限制，席石生对有些问题还讲得不够全面、透彻，甚至有误解，但在当时能写出这种文章的人，不要说在偏僻荒凉的西北地区，就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深入研究这些“在全国也屈指可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成果寥寥无几，甚至于这些曾在全国各个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的姓名，对于多数专业研究者来说，还不十分熟悉。因此，加大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层和基层党员在不同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其次，加大对党外人士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在20世纪的中国，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人所青睐，也吸引了众多关心民族命运的党外人士。在五四运动前，至少有清政府派赴国外的一些外交人员、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介绍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五四运动之后，仍有为数众多的先进分子在中国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不管其立场、动机如何，也不论他们是否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仅从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客观事实上来说，他们确实加深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互为补充。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困扰，学界关于党外人士与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的研究一直无法打开局面，一方面专题研究较少，另一方面，深入探讨的力作不多。因此，加大党外人士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的研究，也就显得十分必要而紧迫了。

一是加大对党外人士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传播内容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为例，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李大钊、杨匏安分别在北京和广东较早并较为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这一时期除李大钊、杨匏安外，还有许多党外人士也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邝摩汉即为典型代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到1925年，邝摩汉专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特别是其剩余价值学说的文章就有6篇，它们是：《马克斯剩余价值论》、《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绝对的相对剩余价值研究》、《各取所需与各取所值》、《马克斯经济学说》。此外，邝摩汉还翻译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博士的《社会主义之进化》、列宁的《俄国现实经济的地位》以及译自《日本改造》的《阶级斗争与劳动组合之形势变化》，发表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变迁的文章，如《唯物的中国史观》、《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各种思想之变迁》等。尽管有些解释还十分粗略、不是很成熟，甚至有不少错误，但毕竟是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中国问题的较早尝试。

邝摩汉只是党外人士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党外人士在数量上同样也是非常多的。如张小曼就对当前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党史中都很少涉及的“边缘人物”张西曼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她指出，张西曼早在1918年就开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1922年1月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3000册，从1922年到1927年的6年间连续印了6版，共发行数万册。《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在上世纪20年代的翻译解决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党纲》不能公开出版的困难，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总之，党外人士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样功不可没，除邝摩汉、张西曼外，到底还有多少党外人士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所有这些疑问都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挖掘、梳理。

二是加大对党外人士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其他问题的研究。除在客观上厘清党外人士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外，还要从学理上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些党外人士如此乐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却没有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甚至于有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兵”一度成为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健将”，“戴季陶现象”该如何解释，等等。我们都知道，戴季陶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分子之一，其负责的《星期评论》从1919年6月到1920年6月一年的时间，刊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有50余篇，他本人也撰写和翻译过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将自己的寓所渔阳里6号提供给中共，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所在地。为什么这样一个“名声颇大的社会主义宣传家”在短短的5年之后，就成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物？他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各种主义中进行比较、选择的，又是如何走上反马克思主义之路的？这是我们深化党外人士与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研究，始终不能回避而又必须在学理上予以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