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具体称谓和时间划分,学界尚有不同观点。如在称谓上,林代昭、潘国华等以“五四”为界,将“五四”前称为“介绍”,“五四”后称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唐宝林等将1898—1919年这段时期称为“进入”,将1919—1927年称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静如、齐卫平则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直接划分为“引进阶段”和“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阶段”(《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引进阶段》,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在时间划分上,田子渝将早期“定在1919—1922年这段时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3期)。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这一概念的规定较为宽泛,从1899年马克思名字在中国书刊上的最早出现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这段时期,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2]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主体”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二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三是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参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80页。本文主要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主体”一词,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包括个体和群体)。
[3]吕明灼:《李大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2期;叶尚志:《陈独秀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特点》,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宋镜明:《李达同志在建党时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载《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田子渝:《李汉俊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杰出贡献》,载《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第4期;谭军:《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探析》,载《宜春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胡为雄:《瞿秋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等等。
[4]陶德麟:《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载《红旗文稿》2010年第2期。
[5]张静如:《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
[6]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若干启示》,载《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7]孙景峰、孙全友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9页;陈明吾:《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作用》,载《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欧阳跃峰:《20世纪初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业余宣传”》,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等等。
[8]王刚:《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
[9]倪兴祥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董亦湘”词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5页。另据张勤龙考证,董亦湘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4月。参见张勤龙:《董亦湘入党考证及出版纪念文集的意义》,载《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438页。
[10][德]考茨基:《伦理学与唯物史观》,载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0月1、2、3、5、6、8、9、10、13、15、16、17、19、20、22、23、24、26、27、29、30、31日,11月2、3、5日。
[11]张静如:《个体的独特作用和群体的合力作用》,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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