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的生成

在清末民初的梁启超等先驱者看来，按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准，直至清末，中国“无国”、“非国家”且“无国名”，国人长期缺乏缺乏现代国家观念。国家观念的生成、现代国家的创建与现代中国国号的形成是在晚清接触西方文明之后的现代性事件。

我们可以从外部关系上的国家与世界，内部关系上的国家与社会（国民）、国家与个人三重互动关系入手，即从国权、民权与公民个人的人权三个维度，去梳理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形成的基本线索。现代国家建设则可分解为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普世帝国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国家，从“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的王朝国家到以国民为主体的国民国家，从“君主一人之天下”、“主权在君”的君主国家到“天下人之天下”、“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社会国家）的现代转型。如孙中山提出国家建设的目标“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可以这样去理解先驱者心目中的现代国家标准：国家与世界、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得到平衡、均衡的发展，国家力量的强势主要体现在外部关系上，而在内部关系上则使公民社会与个人权利有成长、发展的广阔空间。即现代国家的关键标志是国家主权、核心利益得到有效维护，社会组织、公共领域得到健康发育，个人权利、个人幸福得到充分实现。

一

从外部的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出发，现代国家观念的建构，其趋势与趋向是在现代民族观念、现代国族观念（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催生出建立民族国家、捍卫领土与自主权力的国家主权意识，同时确立起在与世界的密切联系中，通过学习世界先进文明，促进国家发展的世界眼光、世界意识。

中国人有关现代国家观念的萌生是从“外察世界之潮流”、从突破“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传统国域空间观念、从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的。此前，中国未以国家面目出现于世界。列文森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先驱者意识到作为世界的一个成员，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领土，有自己的人民，还要自主管治、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因此提出领土、人民与主权是构成国家的三要素。

鸦片战争以前，在国人心目中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的意识。正如梁启超在《爱国论》、《新民说》等文中所言，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国”，没有国家意识，自然也就谈不上“爱国”，谈不上什么爱国心、爱国观念。西方列强通过枪炮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秩序，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知识系统，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摆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与“华夷之辨”、“华夏中心主义”的华夷秩序观，促使国人逐渐走出了中国即“天下”的误区而意识到中国是需要遵守“公法”的“万国”的普通一国，是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平等一员，进而把建立有特定地域而非漫无边界、主权属于特定族群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奋斗目标。走向世界使国人获得了“国”的认知，正是在“泰西”这一“他者”的对照之下，在获得西方地理学等现代性知识后，才开启了先驱者对中国作为国家的自觉意识。

鸦片战争中“天朝大国”被“蕞尔小邦”打败的残酷事实，促使林则徐、魏源等先驱者从“天朝”至善至美的梦幻中醒觉，成为初具世界意识与国家意识的、“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他们撰写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著作，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建立起取代传统天下观的、全新的世界观念，开启了使中国由“天下”回归国家的过程。到了洋务派、早期维新派，已具备了初步的国家主权意识与以国际法处理“万国”关系、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

不过，现代国家意识、现代国家观念、现代保国爱国观念的形成与确立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是使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居天地之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普世帝国观念被残酷的现实彻底颠覆，“世界万国中之一国”的国家观念得以确立，“中国之世界”的天下观被“世界之中国”的国家观念取代，现代保国爱国观念形成。1896年8月，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强调变法时指出，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保国”与“保种”、“保教”一道成为当时有着广泛影响的响亮口号。不仅维新派在提倡，其他派别也有人接受了这些口号。如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在1898年的《劝学篇》也提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爱国”的提法几乎与“保国”的口号同时出现。1899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发表《爱国论》一文，在近代史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现代爱国观。

当时，在现代国家观念建构的过程中，国家观念与民族观念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民族主义立国、建国，建设“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之国家”，被普遍视为是建设现代国家的根本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正如梁启超在1902 年5 月给康有为的信里所言：“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民族主义输入，“民族”、“民族主义”、“中华民族”等概念得以生成并迅速得到广泛传播。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基石与动员手段，建立独立于世界的民族国家成了清末重建政治共同体的方向与目标。而且最早揭橥“民族主义”旗帜的梁启超率先宣传了“民族建国思想”。如在1901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强调“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从1903年起，主张“民族建国主义”的政论纷纷出现于《浙江潮》、《江苏》、《游学译编》等革命派的报刊上。清末的“民族建国主义”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思想。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受汉族正统观念及西方“一族一国”思想的影响，力主“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主张“排满建国”、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其二是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国家。梁启超介绍了伯伦知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即“合多数之民族为一国家，其弊虽多，其利亦不少”。据此，梁启超提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改良派的“平满汉之界”的“合族”建国思想与革命派的“排满”建国思想曾经有过争论，但“合族”、“合种”建立中华国家最终成为两派的共识。

在国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清末思想家、政治家、革命者一面倡导建立民族国家以及捍卫国家生存空间、捍卫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意识；一面又提倡接轨全球化、融入国际社会、学习他国文明、从“世界之中国”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世界主义意识，注重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平衡去把握国家意识，将建立“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之国家”与建立“世界的国家”、“世界主义的国家”有机结合与统一起来。康有为提出“保种、保国、保教”，但又向往“大同”，其创设的孔教体现了“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将本来泾渭分明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和谐地统一于其孔教思想中”。梁启超在1899年的《饮冰室自由书·答客难》一文中试图调合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1912年，梁启超在《中国立国方针》把建设“世界的国家”，“以使中国进为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孙中山等革命派领袖多具有较开阔的国际视野与世界眼光，一直强调通过合乎世界潮流、吸收世界文化寻求我们国家的进步。孙中山还相信，中国实现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革新与转型，不仅有利于实现中国的振兴，也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目标得以实现，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