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统战理论与实践（2）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和华北局书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潞线和方政策。

一是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指出：“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这正打到敌人的痛处。”要“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对敌斗争。经验证明：在敌占区不应该去扩大中国人自己的阶级矛盾，基本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能如此我们便能开展敌占区工作，反之我们便不能在敌占区立足。经验又证明：团结中国人对敌，也包含有斗争。”“在根据地亦应切实注意巩固团结问题”。“坚持根据地，需要广大的基本群众的发动，同样地也需要各阶层的团结，忽视了任何一面，都将发生错误而有利于敌人。”（《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41—42页）对于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和人员鹿钟麟、石友三、朱怀冰、孙楚等，邓小平同志本着掌握中日矛盾团结对敌的原则，做了大量工作，但对他们的反共摩擦和进攻，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斗争中，利用矛盾，择其最反动者坚决打击之，能中立者则中立之，不斗则己，斗则必胜。然后适可而止。

二是模范地创造性地贯彻三三制民主政权原则。他指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曰寇、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他全面沦述了三三制政权的内容，党对政权的指导和临督、党团的运用等问题，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他特别深刻地批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对共产党的恶劣影响。他指出：“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派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共产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便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其所造成的恶果主要表现在：误解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误解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崇尚简单的举手表决，回避复杂的民主政治斗争。“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而“‘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其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在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新区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策略。他提出：“总之，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中立，应该麻痹的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对我们都有利。”在《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中，他更进一步提出：“你们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对的。但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因为贵州多年以来，就在中央系的统治之下，这样的口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现在的所谓中央系中的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的分子，减少革命阻力，以便于我们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和发动群众。所以，你们应三番五次地告诉各地干部，在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这不仅是新区统战工作，而且应当是一切统战工作的基本策略。他还指出：“你们到贵阳后，还应物色二些左翼分子、中间分子乃至个别不积极反对我们和表示愿意靠近我们的右翼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有些具有代表性的表现比较好的中上层人物，还可吸收一些参加各部门的接管委员会当委员。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在事实上同他们合作，遇事同他们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采纳其较好的意见，并积极地耐烦地向他们做工作，解释我党政策及共同纲领，帮助他们改造和进步。”“省政府的委员及各厅正副处长，要准备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其他各专区各县都应这样做”。“执行这一政策的主要障碍是干部中的关门主义，因此要对党内干部作反复的教育，才能保证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