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产阶级是导致西式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衰退的“罪魁祸首”。冷战结束后,许多政治理论家都赞成一种假设,即国家的民主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经济愈发达则民主程度愈高,尤其是当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生根发芽之后;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有利于民主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全球正在见证中产阶级的爆炸式发展:世界银行估计,从1990年至200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规模扩大至原来的3倍。如今,全球每年大约有7000万人迈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但是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已经变得“太过有教养,太过专心于享受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些全球新生代中产阶级似乎最看重的是稳定而不是其他。在许多国家,中产阶级越来越鄙视西式民主文化的行为模式,比如通过选举而非暴力示威的方式来更换领导人。从玻利维亚到委内瑞拉,再到菲律宾,中产阶级在试图更换民选领导人时,已经诉诸街头示威或者向法院提起上诉的方式。
第二,“中国模式”发展为西式民主制度的替代样板。柯兰齐克称,国际金融危机过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众对民主制度不满,所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正在更为仔细地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最终会促成他们国家民主制的瓦解”。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比想象中复杂,它是在韩国等早先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基础上的改进,同时有自己独到的举措,“这些举措旨在确保共产党保持在经济和政治决策方面的核心地位”。
柯兰齐克表示,最近几年,向北京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软实力攻势使之对实行西式民主的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至在比较自由的国家,这场攻势也使北京发展模式更加具有吸引力。
应该指出的是,柯兰齐克虽然承认中国模式“在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区备受推崇”,但书中对中国模式有一些负面解读。
第三,西式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衰退并不是美国能够解决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讲中宣称将支持从亚洲到非洲、从美洲到中东的民主政体,但柯兰齐克认为,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衰退并不是美国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必须由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己解决。柯兰齐克在书中用大量篇幅探讨美国海外“民主促进”从政策制定到行动实施中的不足与失败。他认为,全球经济危机、西方的衰落、新兴民主国家贫弱的领导能力等,都是反对西式民主的因素存在的理由。
需要指出的是,柯兰齐克虽然在书中指出了美国海外民主输出的败笔,但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驳斥美国“民主促进”行动本身,而是为美国更有效地输出民主“出谋划策”。为此,柯兰齐克书中开出了拯救西式民主制度衰退浪潮的处方。其中包括:实行期望值管理。作者认为,民主制度走到今天这步田地,部分原因在于新兴民主国家民众对社会和政治自由有着更高的诉求。他们对民主有着很高期望,希望民主制度带来发展和公平。新兴民主国家有必要对公众期望值进行管理与疏导。避免发展陷入停滞状态。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对民主政府的信仰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作者认为,发展停滞是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威胁。保证中产阶级地位。中产阶级担心民主制度或许会削弱自己曾经拥有的经济与社会权力,一旦丧失信心,便会离开故国转而选择到他国投资。这会直接导致国家经济陷入不景气。向贪腐行为宣战。作者认为,贪污腐败是民主国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对商业信心指数和公众对民主的看法具有巨大腐蚀作用。作者建议新兴民主国家通过提高公务员收入水平,并结合独立的反腐监督机制来减少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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