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2）

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只被西方大国打败过，没想到泱泱大国竟然被原来一直没有放在眼里的小日本打败，“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吴玉章语）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痛定思痛，反思的结果，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没有进行制度改革上。因此，要求制度改革的呼声喷薄而出：一种是主张以日本为榜样，也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是康有为维新派的主张；另一种是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孙中山革命党人的主张。

在19世纪末，主张渐进的维新之路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维新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这时候，革命还被看作是大逆不道，孙中山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把革命党人看作是“乱臣贼子”，“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孙中山：《建国方略》）。但是，维新变法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很快被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中国又成一旧世界”（李鸿章语），守旧势力一时间甚嚣尘上。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守旧势力为逞一时之快，利用义和团大肆盲目排外，导致了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北京沦陷，慈禧西逃，清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庚子之变后，人们对清政府越来越失望，政治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方面，由维新派转化而来的立宪派强烈要求清政府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切实实行君主立宪，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立宪派把日本战胜俄国看作是立宪战胜了专制，立宪呼声迅速高涨。另一方面，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反清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并不断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这时，不但听不到人们“恶声相加”，有识之士还为之“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孙中山：《建国方略》）。在立宪派和革命派双重夹击之下，清政府不得不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宣布预备立宪。但是，清政府宪政改革的步伐既小且慢，特别是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后掌权的载沣缺乏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借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一步步把权力集中到少数满族亲贵手中，最后搞出个根本上违反立宪原则的“皇族内阁”，把立宪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革命和同情革命的力量迅速壮大，梁启超无奈地感慨道：“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于是，武昌起义后，墙倒众人推，清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临时政府仿照美国模式，虽然一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三权分立的制度，但建立的是民主制度则是无疑的。临时政府宣布的“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及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迁徙、信教自由和选举、被选举、任官考试的权利等，体现出其民主性质。中华民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中华民国成立后，许多人充满了喜悦的心情，认为在共和政体这种良好政治制度下，中国一定会是政治清明，实业发达，国家强大，人民生活幸福，从此中国旧貌换新颜，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生。正像当年李叔同怀着激动的心情所表达的：“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李叔同：《满江红》）他们不光充满了喜悦的心情，还充满了热情，积极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也的的确确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国家大事不再是由皇帝一个人“乾纲独断”了，而是由临时参议院立法、总统和各部执行；各种政党、社会团体和报章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议政参政，改造社会，传播文明；传统的夏历改成了世界通行的公历；“大人”、“老爷”、“卑职”等严辨上下尊卑的称呼换成了平等的“先生”或“君”，跪拜礼废除了，代之以握手或鞠躬；男人的辫子剪了，女孩儿的缠足放了；工商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大大增加，提倡国货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新式教育风生水起，尊孔读经取消了，公民教育出现了，女子可以上学了，小学还实行了男女生同校；很多地方特别是城镇的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活动也进行得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