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4）

此外，还有民俗文化上的剪辫与留辫、新历与旧历、放足与缠足、洋装与长袍、鞠躬与跪拜、科学与迷信等等，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时并存，有的有比较激烈的交锋和斗争，有的则大体上相安无事，新者自新，旧者自旧。当时流行的一幅联语诙谐而又准确地描绘了这种新旧杂陈的状况：“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在过年上甚至是新旧并用，很多人，包括老牌的革命党人，是既过新历的新年，又过旧历的新年。

民国初年的乱象，使得社会普遍对共和政体感到失望。遗老们认为革命搞糟了，破坏了他们的理想状态，主张回到过去。对于进步力量来说，革命没有带来他们期望中的美景，不是因为革命搞糟了，而是因为革命没有搞好。孙中山感叹说，辛亥革命“打倒一个暴政，转生出无数暴政”。参加了武昌首义的蔡济民则沉痛赋诗：“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陈独秀则说：“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由此反思，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再晚些，梁启超也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与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有完全相同的感受和想法。

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何如此艰难

社会文化的转型是涉及到社会各方面的整体变革，是深层次的变革，本身就具有艰巨性。转型期的特点是新旧杂陈，新的已来，旧的未去，新的有强大的生命力，指示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旧的有顽强的抵抗力，拖拽着历史前进的脚步，二者互相角力，总的趋势是新的战胜旧的，历史向前迈进，但是这个过程会很长，甚至很曲折，远非朝夕之功。革命可以一夜之间爆发，政权可以一夜之间易手，制度可以短时间内改变，但是，社会文化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外皆然，没有例外。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社会文化转型的缓慢还在于启蒙运动的缺乏。

启蒙运动就是思想解放运动。学界公认，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是，戊戌时期的思想启蒙工作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范围有限，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眼睛只盯着上面的做法密切相关，康有为总指望依靠皇帝的“雷霆万钧之力”来推行他的变法主张，不做广泛的社会宣传和动员工作；二是时间很短，戊戌变法很快就被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了，启蒙的声音和活动自然也随之销声匿迹了。到了立宪运动时期，虽然成立了不少立宪团体，为实行宪政做了一些研究和宣传工作，但是主要局限在立宪派和清政府高级官员中，社会影响虽然超过戊戌时期不少，但仍然是很有限的。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没有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他们重点宣传的是反清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花大力气研究西方的民主制度，没有着力宣传民权主义。反清排满是当时最能调动人们革命情绪、也最有号召力的主张。所以，武昌起义后，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哪个地方独立了、光复了，谁做了军政府的都督，兴奋点是清政府的倒台，是中华民国新政府的成立，对于革命后的国家建设关注不够，似乎只要清政府一倒台，就万事大吉了。包括孙中山自己都认为政治革命（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社会革命（民生主义）了，于是在把政权移交给袁世凯之后，就豪迈而又不失天真地宣称要修建20万里铁路，没有意识到社会文化转型的艰巨性。

就政治制度而言，袁世凯帝制自为其实并不是他异想天开的一厢情愿，而是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毕竟，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直有一个权威，这就是皇帝，人们两千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现在突然一下子没有了这样一个权威和效忠的对象，大家都是国民一分子，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但是由于之前没有受过启蒙思想的洗礼，不知道民主制度是有一套程序必须遵守的，不知道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平等并不意味着不要秩序。于是，就出现了争权夺利、各自为政、不尊重上级权威的现象，以至袁世凯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时，不少总长因通宵打麻将而迟到，这使得袁世凯及一部分人认为是共和制的弊端。但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错了，不是去设法完善共和制度，而是回到帝制，追求没有限制的权力，最后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至于广大的社会基层，受革命的影响就更小了，只要我们读一读鲁迅先生的《药》《阿Q正传》《风波》，就可以知道辛亥革命对中国广大的普通百姓影响是多么的有限和肤浅。正如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所说的：“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费正清也指出：“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体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它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极其遥远。”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此前缺乏一场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觉醒，如果不把他们从“沉默的大多数”变成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公民，积极参与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改造，社会的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