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3）

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制度的艰难转型

但是，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型远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步履蹒跚，充满了艰难曲折。可以说，民国初年的社会文化呈现出新旧杂陈、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的态势。

民主制度被破坏的情形大家都熟悉：袁世凯利用当时对他十分有利的局势，左右逢源，攫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他掌权后即一步一步破坏民主制度，先是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杰出的议会政治专家宋教仁，扼杀了议会政治在中国的发展；在胁迫国会（国民党员占多数）将自己选举为正式大总统后，先后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最后，权欲熏心，走上帝制自为的道路。袁世凯帝制自为不但遭到了所有拥护共和的人士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自己阵营内部很多实力人物的反对，袁世凯众叛亲离，在一片反对和抨击声中于1916年黯然谢世。他去世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皖系、直系、奉系轮流坐庄，争权夺地，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伤害，其间还出现了张勋复辟的闹剧。袁世凯掌权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这段时期，历史上一般称作“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不为无因，尽管这个时期中国有进步的因素，但基调是黑色的，至少也是灰色的。针对中国当时的状况，有人指出：“什么共和，什么幸福，分明仍是个专制极顶、野蛮极顶的一个老大帝国。”

其实，不光是袁世凯搞集权专制，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二次革命”只短短不到两个月即告失败，孙中山检讨原因，认为是由于革命成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大力扩党，导致各色人等加入党内，组织严重不纯，思想混乱，纪律全无，已经不能继续领导革命，于是改组国民党，1913年秋在东京建立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无论资格多老，必须各立誓约，加按指印，声明“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他自己也立约宣誓，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当时很多人以其不符合民主原则提出异议，但孙中山不为所动，并声称“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唐德刚：《袁氏当国》）很多人因此拒绝加入。孙中山本是民主革命的领袖，却也走上了专制的道路，不能不令人感慨。

官僚们的争权夺利和腐败也体现出社会文化转型的艰难。武昌起义前，革命党内部就有派别之分，特别是光复会成员和同盟会其他成员之间有较深的矛盾。如果说革命“胜利”（即推翻清王朝统治）之前，这种矛盾还停留在口舌之争的话，那么，革命“胜利”之后，这种矛盾就演化为革命党人内部的残杀，最著名的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陈其美指使蒋介石等暗杀了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恐怕不是捏造夸大之言。至于在武昌起义后独立省份的主事者，有不少人一朝手握大权，即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完全没有民主作风和平等意识。就连作为民主标志的多党制和国会也不能让人满意：多党制的表面底下是各派政治势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规定的国会议员普选也徒具形式，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议员并不是由广大选民选举产生的。议会里的议员很多是政客，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来争去，只有在一点上他们是意见全体一致的，这就是提高自己的待遇，他们通过的第一个议案就是给自己定了每月500大洋的高工资。有报纸把这些议员描绘为“嫖议员、赌议员、烟议员、疯议员、瞌睡议员、哼哈议员、武小生议员、三花面议员、捐班议员、金钱议员”（天津《大公报》1913年8月6日《闲评二》）。他们怠于论政，纵情声色却一往无前，与旧时官僚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思想观念上的艰难转型

民国初年政治制度上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思想观念上更是新旧杂陈。从清末开始，西方的很多新观念就传入中国了，如民约论、进化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些观念指导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进行了推翻清朝和帝制的革命，也是在这些观念指导下，新政府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但是，即使革命党人也没有完全弄懂并接受这些观念，最典型的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信奉者寥寥，民众更不可能接受这些思想观念。民国初年，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和影响力。民国初年出现的新现象，几乎都有坚持旧传统的反对力量，有的还有倒退，例如尊孔读经。

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教育部在蔡元培主持下，教育方针中摒弃了尊孔的内容，废止了中小学的“读经”规定。随后于7至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蔡元培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与会代表进行了认真讨论，考虑到“若将此案明白宣布，恐起社会上无谓之风潮”，因而决定“只须于学校管理规程内删除此节，则旧仪式自可消灭于无形”，说明他们虽不以拜孔未然，但还不敢公然触动已经确立千百年的孔子的神圣地位。到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造舆论时，已经失去风光的尊孔读经又沉渣泛起，9月13日，范源濂任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以每年的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届时全国各学校都要举行纪念会，恢复了尊孔。在这前后，孔教会等各种尊孔团体也相继成立，重新确定了孔子在思想文化和教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到10月份，不仅学校举行纪念会，很多地方还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例如广州军、商、孔圣会等各界人士数千人举行了“谒圣”活动，扬州则沿用过去的“乐舞牛羊”仪式祭拜孔子。翌年6月，袁世凯颁布“尊崇孔圣”的通令。1914年9月，袁世凯颁布祭孔告令，并亲率百官到孔庙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