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网站刊文：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2）

基层厂矿的广大干部群众，也强烈要求变革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1978年，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带领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同志到江苏调查。在与十几个大厂厂长座谈时，厂长们指出了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强烈要求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一些厂矿的负责人尖锐地指出：“每次权力下放，总是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从来没有人想到要下放到企业。企业一点自主权都没有。管得这样死，经济怎能发展起来？”(转引自《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318页。)

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从发扬经济民主的角度，着重谈了放权问题。他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在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也提出“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331页。)。简而言之，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是：下面企业有呼声，上面中央有要求，企业改革蓄势待发。

地处祖国西南的四川省率先而动。1978年10月，该省选择了六个企业作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扩权改革得到了全国企业的热烈响应。到1979年年底，国家经委等部委确定的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参见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放权改革中施行的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盈亏包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由于企业基础不一，情况不同，“鞭打快牛”(有些企业因为原来指标先进，基数高，上缴多，利润增长较慢，企业得益少。相反，有些企业原来效益差，基数低，上缴少，利润增长较快，企业得益多。这种现象被企业批评为“鞭打快牛”。)逐渐成为普遍现象。为了体现平等竞争，党中央从1983年开始推行“利改税”。

与企业改革的缓慢推进不同，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特别是特区改革快速推进的“双轮驱动”。“双轮驱动”效应，使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气象。这也倒逼国企改革加快步伐，催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更大突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和经济特区兴建以后，对经济改革中某些做法的担忧与争论仍旧存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时指出，要将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企业“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本来在起草《决定》的过程中，原稿是“所有权同经营权分开”，但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些同志提出要加上“适当”两个字，改成“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从而弱化了“两权分离”这一提法的明确性。(参见谢明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诞生前后》(二)，《百年潮》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