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变迁—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

原标题：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变迁—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之三

“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

（韦伯（Max Weber），《宗教与世界》）

在上篇文章中，我们提到“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直接的表现是其人均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以最终达到并超过高收入国家标准，这事实就是一个中国是否能够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由于目前的高收入国家，基本是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以后形成的，因此要回答中国是否能够具有类似的经济增长经历并迈入高收入行列，就必须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现象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发生的。

这样，我们先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即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解释进行了极其简要的回顾。现代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关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两次热潮，其结果是分别产生了以“索罗模型”为标志的传统增长理论，和以“内生增长模型”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罗默、卢卡斯等）。前者强调投资和物质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后者则更为重视技术进步和创新和其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的根本作用。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诺斯等）则更进一步试图回答“技术进步和创新又是如何产生的？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会对技术进步、创新和社会财富的创造发挥怎样的作用？”。可以看到，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索，一直从资本到技术再到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演进，并不意味着后面的理论就全面超越了前面的理论，更不是说后面的理论结论就比前面的理论结论就更为正确。正如托马斯·库恩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指出的：“科学中的进步并非通往单一真理的简单直线。一个新理论之所以被选择来取代旧理论，与其说是因为真，还不如说是因为一种世界观的改变。我们所说的进步，体现去追求更为恰当的世界观念和更为融洽地与世界互动”。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不同解释，强调的是同一个极其复杂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之间并非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

现代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现象”时所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不足

可以看到，在经济学理论的不断探索，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生，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是重要的，接着认识到技术是重要的，再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正如目前坊间正热的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的著作《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一书，通篇在讲述政治和经济制度对于国富国穷的决定性意义。

然而，对现代经济增长源泉的追问并未终结，人们继续要问：“制度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一些国家可以拥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但许多国家却不能？”经济学理论对于制度的产生和演进也做了很深入地分析，给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结论。经济学家往往从经济学的基本前提“理性人假设”出发，将制度的产生和演变理解成为个人和组织不断进行理性博弈的结果，即所谓的自发秩序不断演进的产物。例如哈耶克就认为市场秩序是自发秩序的最好例子之一，即它不是任何人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

经济学对于制度产生演进、乃至于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解释，常常是简洁有力、不可或缺的。然而正如我们刚才对于不同经济增长理论比较时所指出的，任何一个理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往往强调的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也不例外。它这种基于理性人假设的观察视角在解释“现代经济增长”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经济社会发生全面深刻变化的复杂现象时，常常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这里的困难一方面来自经济学理论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终极价值观念难以有效把握。所谓终极价值观念，是指对于“人生意义、生命价值和宇宙起源”等终极问题的看法，终极价值观念的产生起源于人类主要文明的轴心时期，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将对此一重要概念展开详细的讨论。由于人们在进行社会行动时往往是受主观的愿望所驱使，即任何社会行动背后都有人的主观动机，而这种主观动机通常受到价值观念的支配，这里的价值观念不仅包括理性计算从而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即经济学所依赖的理性人观念），而且包括那些终极关怀所导致的人们应该如何行为的观念（例如秉持怎样的宗教信仰，就会有相应一整套的行为观念），而后者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往往是更根本的。当然，人们持有哪种终极关怀的信仰，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经济因素和理性计算的影响，但想要完全从利益计算来解释人们的宗教信仰，却是不可能的，“应然”领域的价值观念无法完全用“实然”领域的利益计算来推出。反过来，宗教因素在人类社会许多根本制度的起源和演进中，却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通常被认为是有利于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法治和私有财产权利，它们的产生和演变都离不开宗教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始于11世纪的教皇革命使得天主教会引入罗马法传统，从而真正奠定了西方的法治传统。伯尔曼（Harold Berman）在其名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曾对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有过极其精彩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