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历史视角下日本学界对东亚共同体的审视
东亚区域合作关乎东亚未来和平与繁荣,二战后各种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政治和经济规划不断涌现。近年来,由于东亚各国学者、政治家和传媒的努力,东亚共同体开始被视为实现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选择。东亚区域合作这一议题长久不衰,与东亚各国民众认为未来东亚通过地区整合,将使东亚地区共同受益的心理预期紧密相关。但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目前在东亚地域范围内尚未形成系统的知识、道德和情感以及价值标准,从而内在地支撑东亚共同体或其他形式的东亚区域合作。
相反,在知识、道德和情感以及价值标准的构建上,东亚各国仍倾向于以各自民族和国家为中心,以东亚整体为对象的认知方式零散且不成体系,尚不足以与民族国家认知方式相抗衡。东亚各国以各自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认知方式,很多时候不但阻碍东亚共识或东亚认同的形成,而且使东亚呈现分裂对峙的局面。比如在历史认知上。曾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的子安宣邦指出,日本某些学者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视为“保卫祖国”的战争,以及积极评价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使得历史记忆呈现民族主义和日本为中心的特征。[1]这种历史认知方式,其狭隘性和破坏性显而易见,既伤害东亚各国人民的情感,也造成东亚各国政治上的不信任,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阻碍力量。
日本作为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我们需要了解日本以何种历史视角审视其与东亚共同体间的关系,这无疑是认识日本的重要知识积累,对于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也有着重要意义。
一、支持东亚共同体的历史视角
在审视东亚历史与东亚共同体间关系时,很多学者积极看待东亚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以及东亚历史对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借鉴意义。如中国学者赵建民所指,“历史事实说明,东亚地区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一体化’的区域,在该地区曾出现过进步的、成功的、古代‘东亚共同体’;也出现过反动的、失败的、近代‘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无疑会对现实和未来的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殷鉴意义……这一定会对现实中力图构建的‘东亚共同体’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2]同样,很多日本学者通过对东亚古代史、东亚近代史和现今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反省,从而形成支持东亚共同体的历史视角,并主张日本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具体来说,在古代东亚文化交流中,不论是整体意义上的交流,还是各国相互间的交流,都有着很好的流动性,并形成了共享文化资源(如佛教、儒学)。因此,古代东亚历史上所形成的初步共同体形态,成为日本学界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历史依据。
比如,早在1994年大阪大学教授森岛通夫就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他最初构想的东亚共同体范围包括东北亚各国,并不包括东南亚各国),其构想的历史依据就是古代东亚所形成的初步一体化形态。他指出,古代中朝日在7世纪就建立了规模较小的三国东亚共同体。东北亚国家间在历史、文化和人种上的接近,为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打下良好的基础。[3](315)
与森岛通夫相比,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此木正夫等在对东亚共同体的探讨中指出,古代东亚历史上虽然存在东亚文明圈,但该文明圈到了近代后维系力减弱,东亚各国间的异质性渐渐增强,因此东亚文化实际由共通因素和异质因素相混杂而成。所以仅以东亚历史文化作为基础构建东亚共同体有困难,需要与经济和政治相互协调配合。[4]小此木正夫等指出古代东亚文明圈在近代民族国家认知方式下,东亚各国相互间存有共通性但也凸显异质性的事实。
另外,在近代东亚历史上,日本对东亚国家进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式整合,其极端形态为“大东亚共荣圈”。因此“大东亚共荣圈”与东亚共同体间的关系成为日本学界探讨的另一重点所在。森岛通夫指出,古代中日朝关系密切,近代由于日本侵略使得相互之间产生近亲憎恶的现象,而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使人容易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时所制造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共荣圈”并非是各国平等,而是将亚洲置于日本支配下的产物,是现在东亚进行区域整合的负资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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