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角：日本学界对东亚共同体的审视（2）

立命馆大学教授松井芳郎专门探讨了东亚共同体与“大东亚共荣圈”间的关系，指出二者有着一定的相似度，所以探讨东亚共同体不能回避“大东亚共荣圈”，只有从过去的教训中进行学习，才能正确地规划未来。[6]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二战后由于日本没有进行彻底的历史反省，以及日本领导人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等，导致日本与中韩等东亚国家不断爆发冲突。对于历史问题所导致东亚各国在政治上的不信任，以及阻碍东亚区域整合，日本学界也有着相当的认识和反省。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憙家指出，“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相比，这一地区的区域内合作体制的建立明显滞后。其原因在于，该地区尚未建立起相互间的政治信赖关系。其中，历史问题成为极大的障碍。对此，日本确实应该承担起相当大的责任。”[7]

在如何纠正日本的错误历史认识上，森岛通夫指出日本应以积极态度应对。对于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森岛认为这不是构成日本与这些国家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障碍，“正是因为有过侵略行为，所以今后才要以积极地态度与他们建立共同体”。“日本人和日本政府长期受制于‘面子’这种右倾情绪，对历史的共识采取拒绝的态度，这是日本人的灾难。这种思想阻碍了日本人接受我的关于成立共同体的救治方案，使日本堕向深渊”[3](345,341)。森岛通夫要求日本尤其是日本政府以诚心诚意的态度面对其侵略亚洲的历史，接受历史共识，进而以积极角色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

与以上学者通过东亚古代、东亚近代以及现实中历史认识审视日本与东亚共同体关系不同的是，三浦一夫将视角集中于东亚共同体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与一般认为东亚共同体式整合始于1997年金融危机不同的是，三浦一夫对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回顾追溯至1976年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最初始源则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8](43－44)三浦一夫将东亚共同体视为二战后东亚区域自身发展的产物。

以上日本学者通过积极的历史视角审视日本与东亚共同体的关系，形成了支持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基本论断。这体现为以下几点：即古代东亚国家间有着频繁交流，通过共享和共有的文化流动初步形成了共同体，这是现今东亚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依据；但近代社会东亚文明圈维系力减弱，民族国家的认知方式成为主流导致各国间异质性增强，因此东亚共同体的构建需要文化与政治、经济间的相互协调配合；近代日本为了本民族和自己国家利益对东亚国家进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式整合，其“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并非是建立在各国平等基础之上，因此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应该吸取上述历史教训，坚持各国平等原则；二战后日本错误的历史认知造成东亚国家间情感和政治上的不信任，是东亚共同体构建的障碍所在，日本要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历史认识问题，积极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

这些基本论断是日本学界对以往东亚历史进行审视的产物，既希望这些论断成为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基础，也希望这些论断能够影响和整合日本国内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各种思潮，从而使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上扮演积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日本学者在认识日本与东亚共同体关系上所呈现出的历史视角，体现出日本对其东亚国家身份的认同，这与下面要阐释的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以及反对日本参与东亚共同体者的历史视角，有着很大的不同。

二、缺乏完整东亚视角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

2004年5月成立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自称囊括全日本学界精英，同时有日本政府和产业界人士参与，是日本探讨东亚共同体的重要平台。[1]作为探讨日本与东亚共同体关系的重要平台，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于2005年发表了报告书《东亚共同体设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的战略》，提出日本政府应该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上采取的战略。

该评议会将维持和增进日本和日本人的安全、繁荣以及日本人视为重要的价值(自由、民主主义和日本的传统等)作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并强调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中增进上述日本国家利益为当然的日本国家战略。另外，该评议会在对日本的国家战略建议中，比如在安全方面，尽管建议废止将军事手段作为解决东亚地区纷争的手段，但仍主张日本坚持与东亚区域外国家美国的军事联盟。[9]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的上述建议，凸显日本与日本人、日本传统等字眼，以及期待强调东亚区域外的美国发挥作用，从中不难看出该评议会在对待东亚共同体构建上，实用主义地借用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东亚区域外的政治力量。这与日本政府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上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即引入与日本价值观念相同，但处于东亚区域外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美国等参与东亚共同体构建[10]有着一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