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的制度困境与中国转型的策略选择

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变革的步伐，而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等事件亦标志着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制度变革的开始。“华盛顿共识”被苏东转型国家奉为圭臬，引发了近10年的转型性衰退与社会危机，国际学术界认为这种转型性衰退与失败已经是“实证性记录”(empirical record)。由中央集权制计划经济向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制度体系的大调整，制度变革引发的转型危机不仅取决于转型战略，亦是战术选择的结果。对转型国家转型危机问题的探讨有利于进入到深度转型期的中国总结经验教训，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转型国家转型困境的描述

尽管人们都承认转型总体目标应定位于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但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与截然不同的选择。由许多国际著名学者的推介与IMF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俄、东欧国家采用了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基础的“休克疗法”的激进主义转型战略，对这些国家的转型实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俄、东欧的转型实现不仅未出现效率改进与绩效增长，反而陷入到严重衰退状态，这是制度安排综合性失效的表现。

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是决定一个社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原因。任何社会走向繁荣，其必要条件是有效制度系统性安排的结果，它确定了社会主体进行选择的“游戏规则”，社会福利因技术、资金、人才、信息等稀缺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得以增进，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并因“路径依赖”强化制度选择。无效的制度体系却与之相反，财富生产无法集聚稀缺资源与智力禀赋，社会资源被投之于再分配领域而非创造财富的生产领域，设租寻租、腐败欺诈等活动异常兴盛而使经济发展根基遭受损害。无效制度长期存在使得转型国家因此面临困境，这表现在政府治理、社会秩序与经济生活等多个方面。

政府治理方面，转型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政府治理能力出现障碍。俄、东欧国家的实践表明，权力阶层大规模集体性腐败并不是个案，权力阶层的设租与谋利集团的寻租相互勾结，“潜规则”主导了私有化交易过程，恶性关系网络普遍滋生。政府不仅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阻碍市场化改革的连续性，而且无法保证法律的公正性，缺少法律实施机制所产生的法治失效使得政府治理能力与公信力备受质疑。可称为“政府失灵”。

社会秩序方面，激进转型快速摧毁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而现代独立、自治与具备利益协调功能的公民社会尚未形成；迅速的私有化催生了“精英”与“大众”两大社会阶层，在精英群体权力、利益、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一般大众的实际社会福利却明显下降，社会结构脆弱甚至存在着社会断裂的风险。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动荡可称为“社会失灵”。

经济领域方面，俄、东欧国家经济大起大落，险象环生。与交易潜规则及寻租腐败并行是经济领域的各种黑色或灰色经济，金融泡沫不断膨胀，商业欺诈层出不穷；不规范的市场交易规则促使资金、人才等稀缺资源的外逃现象十分严重，失业率与通胀率不断上升。仅仅关注私有化与自由化程度等单指标量度的经济改革使社会付出了过度的代价，不仅是糟糕的经济政策也是糟糕的社会政策。可称为“市场失灵”。

转型国家的制度困境来自于无效的制度安排，是综合性制度危机的体现，反映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治理机制失灵带来的严重混乱。宏观治理失效干扰了微观主体“理性预期”的选择，大量的投机、掠夺与合法性“剥夺”应运而生，损害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加重了“转型性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