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的制度困境与中国转型的策略选择（3）

三、中国转型的策略选择

(一)学界与学者关于中国转型路径的观点

与“华盛顿共识”导致的重灾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转型的表现，国际社会因此对中国发展模式更加关注。应当说，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成功经验，一是立足中国国情，谨慎制定发展政策并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综合权衡利害，而非简单模仿任何“模式”。盲目照搬“苏联模式”、“赶英超美”已给中国留下惨痛教训。二是励精图治优先改革和发展经济，首要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三是循序渐进推进改革，在坚持市场化改革走向的同时，注意结合改革力度、发展速度与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而稳步推进改革的深化。四是坚持开放政策，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开放原则。五是政府对国家整体保持宏观主导和社会控制，并不放弃政府和执政党的组织领导权力与制度设计支配作用，政府主导提供了转型所需的“制度供给”能力，也因此保障了多民族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

美国洪朝辉教授认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发展道路是相对持久和独立的，跳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完全西方市场经济的教条与窠臼，塑造了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联合治理的“混合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既延续了传统孔孟文化与政治制度又引入了现代商品文化与价值理念。美国《时代》周刊前主编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首次提出“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在发展战略上结合了中国实际情况来实行渐进式改革，反对“休克疗法”，并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的文章，他认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在继承历史与总结全球化开放经验之间取得了平衡。郭熙保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与其采取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有关，这些模式概括为四个方面：增长优先、沿海先行、投资驱动和出口鼓励。前沿网站的文章《“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权威政体》认为，市场机制与政治权力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同时发挥整合生产要素的两大力量。有学者研究指出，政府在发挥制度供给、财政支持、法律与契约监管和实施及风险兜底等责任方面需要担当治理职责。

(二)中国避免“制度陷阱”的道路选择

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转型国家，面临多重转型目标——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不可能再遵循自然演进的原理，无为而治、袖手旁观地依靠社会内在力量演化出高效的现代社会。中国既无法复制先发国家荷、英、美等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亦不可借助外部力量如同二战后的日、德对国内制度进行彻底改造。笔者认为中国选择的是第三条道路，即在强政府主导下审慎选择战略，遵循渐进进行改革，为新旧制度体系的平稳过渡架设桥梁。具体可概括为：

第一，主导性。这是中国转型最为突出的特征，即由一个“强政府”自上而下地主导发展战略，通过强大的社会治理与制度供给力量对转型进行有力的调控。无论是来自外部的经济危机，还是来自内部客观或人为的暂时混乱，也无论是涉及经济、政治或国防，都显示出强大的危机应对能力，黄秋菊、景维民认为，这也表现出“混合型经济的制度优势”与“弹性社会的稳定器的作用”。制度转型意味着经济混乱与社会动荡，强政府主导的政治稳定是保证转换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关键。

第二，秩序性。如何降低和化解制度转换的社会成本是中国着力解决的风险问题。中国选择了稳妥的改革策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带动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加速政治、经济变革与社会现代化进步。中国政府比较合理地安排了社会整体改革的顺序、节奏和速度，注意各领域和层面的互动影响，力求变革的最优效能，稳健有效地推行市场化改革与现代化步伐，有效地化解了前进的阻力与障碍。

第三，渐进性。中国的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相伴并进，在政治格局与基本经济结构相对稳定的背景下，逐步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保证经济转轨的“软着陆”。这种契合制度转换的体系性要求，在不断推进的转型实践中逐渐确立阶段性转型目标，既保持了历史与传统的继承，又在全球开放条件下不断探索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

第四，稳定性。改革面临着全球化外部环境的激荡，中国在社会整体安全保障系统方面的有效工作，决定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平稳与安全。在“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主导下，中国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以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的执政重点保持了持续变革所需的社会稳定环境，有机会能够不断磨合市场、政府与社会三大系统间的关系。国家内部的平稳局面提供了国民经济持续调整增长的前提，也是政府“制度供给”能力不断提升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