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看待“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

强调顶层设计，不是坐等高层设计，更不是否定“摸着石头过河”。只有坚持改革顶层设计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统一，有效衔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改革路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最终成功。

定于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决定。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谈到，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其中就有“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这一关系，深刻点出了深化改革需要把握好指导思路上的辩证关系。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深化阶段，需要全局角度的顶层设计。但小康社会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东西照搬照抄，‘摸着石头过河’在相当长时间内依然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思路。”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权威人士解读说，有些观点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完全对立起来，实质上就否定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分析说，“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论，那么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则是改革开放的矛盾论、系统论。实践论是唯物论，矛盾论是辩证法，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改革的唯物辩证法，这才构成认识和推进改革的方法论。现阶段强调两者的结合也正是缘于此。”

顶层设计仍需要“摸石头”

对于新时期的改革部署，高层强调，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受访专家认为，这就需要辩证看待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

“无论是已经经历的改革，还是即将推行的改革，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聂高民指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强调的是系统设计、全局指导和统筹协调，本质上是方向性规范、程序性引导与形式化督导，“如果离开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顶层设计的改革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要保证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必须深入调研吃透下情，认真总结地方经验。”聂高民说，事实上，鼓励基层地方的改革试验，通过基层的突破创新为顶层设计积累经验，这正是改革“顶层设计”的应有之义。

回顾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重点在哪里，从什么地方开始改，改革会面临着怎样的障碍等，这些都不明确。“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以后，如何把经济搞上去，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其他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是一大难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一时期的改革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迟福林看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最开始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提出商品经济，再最终落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逐渐明晰。“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改革必须在摸索中往前推，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了改革的基本思想。”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后，现在对改革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权威人士指出，一些观点甚至认为中国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主张放弃“摸着石头过河”。其话外之音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给中国走出了一条现成的路，中国无需再摸石头，只要沿着西方国家的路径前进即可，“这是与中国实情相背离的主张。”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该人士解释说，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有着自己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洋办法，搬过来只会水土不服，注定要失败。

正因为如此，权威人士认为，今天的改革比起过去更加复杂和困难，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但这不是放弃实践优先、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理由。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才能更好适应改革的关联性、配套性和复杂性。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互促进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高层同时强调要把握好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强调整体推进，缘于改革新形势下，单一的改革很难使改革有明显的进展，需要整体谋划。”汪玉凯说，改革的整体性表现为经济领域的改革、社会领域的改革、文化领域的改革、生态领域的改革以及行政领域的改革都要协同。

改革需要整体联动，但也必须有侧重点。“只有通过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整体推进才有继续向前的可能。”汪玉凯认为，没有重点领域的突破，整体的推进也就没有具体的支撑。

迟福林也认为，“现阶段，各个领域的改革转型等，都对整体推进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但要取得成效，首先离不开局部的突破。整体部署之下，有赖于从局部的突破中积累经验，为总体推进不断探路。”

“整体推进不等于齐头并进，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推进任何一项改革时，它必须有整体需求的背景，只有解决了整体观的问题，推进每一项改革才是有利、有用、有效的。”聂高民说，作为改革的组织者、决策者和推动者，不能西瓜芝麻一把抓，要在系统的视角下看清制约整体发展的瓶颈。

从这个角度观察，汪玉凯分析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改革的部署上将会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层面筛选出若干改革选项。比如铁路体制改革，离不开国有银行改革的支撑;财税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理顺央地的关系，财权和事权要相匹配;投资体制改革，要考虑如何发挥社会、市场的功能;国有企业改革如何反对垄断，如何给民营经济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如何所有、如何流转，农民工如何市民化，户籍制度如何改革等，都是改革的关键节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委员常修泽则从自己的视角分析了改革应有的突破重点。

经济改革方面，他认为应突出垄断行业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资源性产品为重点的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

社会改革方面应围绕“社会共生”和社会组织创新，从收入分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创建和社会组织改革方面寻求突破。

行政体制改革则要围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突出政府自身体制改革、建立官员及亲属的财产公开制度、司法体制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