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逝世前的神秘手势（3）

刀子嘴豆腐心的贺子珍，赌气前往苏联。为了天长地久，却失去了曾经拥有

1937年9月的一天，刚刚开完洛川会议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在凤凰山吴家窑的窑洞中收到了贺子珍的回信。信是他的警卫员从西安八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捎回来的。这封被后人称作所谓“诀别信”的信件，其实只是一块白手帕。

从8月20日到30日，毛泽东在洛川整整待了10天。但当毛泽东回到凤凰山的窑洞时，贺子珍已经离开家，到西安去了。人去屋空，这不禁让毛泽东黯然神伤。

毛泽东到洛川开会去了，凤凰山窑洞的哨兵也撤了。因为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漂亮女翻译的到来，爱跳舞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误解越来越大，猜疑、嫉妒这人之常情让夫妻间的矛盾冲突开始有了火药味，十年患难夫妻开始赌气吵架。贺子珍的刚烈脾气是出了名的，连毛泽东也爱称其为“女司令”。但这次，毛泽东似乎没有迁就贺子珍，他安排贺子珍去党校学习，甚至生气地与妻子分居。这更激怒了贺子珍，她感觉“毛泽东和井冈山、瑞金的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因此，从井冈山就开始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贺子珍，再也不想参加或列席她不知参加过多少次的由毛泽东主持的重要会议了。

“老毛”不在家的日子，没有了三天两头的别扭，刀子嘴豆腐心的贺子珍表面上似乎更加轻松开心，和大家和睦相处，有说有笑，很是活跃。然而，贺子珍内心或许更多的是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因为她将要离开延安，离开毛泽东，到上海去，到世界上另一个更加闻名的红色圣地——莫斯科去。她嘴里说的是“去治病、去学习、去休息”，而内心里其实是在跟“老毛”赌气，在跟有文化的“开放的美国女人”斗气，也是自己要为自己争口气——16岁参加革命、17岁领导革命、18岁骑马挎枪走天下的她，要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自己，甚至包括学习跳舞。爱之深，情也切。她深爱着她的“老毛”，她害怕“老毛”疏远她离她而去。

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落寞地坐在窑洞里，在这四壁简陋、只挂着一些地图、唯一的奢侈品只是一顶蚊帐的家中，在那闪耀着微弱火花的油灯或烛光下，那个和自己一起夜里工作白天睡觉像个“夜猫子”一样勤劳无畏的妻子呢？那个夏天为他扇扇子驱蚊纳凉、冬天为他暖被生火的温柔体贴的妻子呢？那个从山上采摘新鲜的野杏自制成酸得掉牙的蜜饯的可爱能干的妻子呢？鸳鸯一只失群飞，一样分别两样情。毛泽东的内心何尝不是翻江倒海？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他们已经是十年夫妻，患难与共，生死相恋。而与贺子珍的爱情，或许与毛泽东一生所保存的对杨开慧的初恋的激情有着本质的不同。对贺子珍，毛泽东的情感同样也令他刻骨铭心、怀念一生。他怎能忘记三起三落的井冈岁月，怎能忘记八角楼的灯光，又怎能忘记自己跛着脚第一次与这个勇敢美丽的“永新一枝花”见面时，她把他化脓糜烂的双脚命令似地放在她18岁的掌心里擦洗换药；还有，她“年头一个年尾一个”为他生了十个孩子（贺子珍这次出走正怀着第十个孩子）……于是，他赶紧给她写了封信，派警卫员立即送到西安去，并要把她接回延安来。但贺子珍只是请警卫员给丈夫捎回了一块白手帕，上面只写着四个字：“从此诀别。”

对贺子珍的离开，许多人都规劝她，挽留她。在延安，和她一起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三十女杰”之一的钟月林（宋任穷的夫人）苦劝她不要走；在西安，林伯渠和她的妯娌钱希均（毛泽民第二任夫人）都苦口婆心地劝她；到了兰州，毛泽东的老朋友谢觉哉、王定国夫妇又是好言相劝；再到乌鲁木齐，好友彭儒、陈正人夫妇再次挽留。然而，这一切怎能挡得住这个年仅28岁、外表上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妇”，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灭”的“女司令”呢！

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们无法想象毛泽东手捧着这块白手帕时的心情到底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内心深处依然挂念着贺子珍，他把贺子珍送给他的白手帕一直珍藏在自己的铁箱子里，珍藏在自己心灵的深处。贺子珍的离开，成了他心中一个隐隐的痛。许多年以后，住在中南海的毛泽东还曾多次跟别人说起他与贺子珍的感情，甚至跟他喜欢的卫士说：“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

毛泽东哭了！他一路不停地动员了自己能够动员的力量，再三挽留贺子珍。但贺子珍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异国的土地。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到兰州，从兰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进苏联到莫斯科，贺子珍踏上了一条爱的不归路。她哪里想得到，命运竟然注定跟她开了一个玩笑——为了天长地久，却失去了曾经拥有。

在西安，刚刚从上海回来的毛泽民和钱希均夫妇告诉贺子珍淞沪抗战已经爆发。这应该给本想去上海的贺子珍改变主意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贺子珍却因此要改道去莫斯科。为了劝其回心转意，钱希均同她挤在一张床上彻夜长谈。钱希均劝她“回到大哥身边去”，说：“您走了，娇娇这么小，谁管啊！”她赌气说：“他管嘛！”钱希均接着说：“大哥谁管啊？”她没有说话。同是女人、同是毛家的儿媳妇，钱希均似乎更能理解和呵护她的心，就开玩笑吓唬她说：“听说，一些延安的女青年专门找长征干部，你不怕你走了，有人去找他？”对此，她只是淡然一笑，似乎有些不以为然，说：“他爱我，我走到天边他也爱我；他不爱我，我天天在他身边，他也不爱。”几十年后，钱希均每每回忆起这番谈话，总是感叹不已，说：“贺子珍人很聪明，可性情太犟，谁会料到后来的变化。她还是太年轻了，想不了这么多，顾不了这么多！我们当时都太年轻了！”但即使如此，年轻气盛的贺子珍，临行前还是托钱希均给丈夫毛泽东带去一条被子，仍然担心她的丈夫“盖得太薄了”。钱希均就劝她：“你这么惦着他，这又何苦来！”贺子珍回答说：“生孩子生怕了，我要去治病，取弹片，做绝育手术，好好学习。我一定要走，治治他！”她还对钱希均说：“等我两年。”两年，对年轻的贺子珍来说，治病、学习、休息，或许已经足够了。是的，两年不算很长，但又怎能算短呢？！

多情却总似无情。这两年，这一等，却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尽管随着1938年第十个孩子儿子廖瓦的出生和夭折，以泪洗面的贺子珍开始意识到一年前的冲动和任性将会给自己带来惩罚性的后果，慢慢回心转意的她还是深情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上自己在兰州照的相片，托回国的战友捎给丈夫毛泽东。然而，她没有得到回音。1939年8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到苏联治疗臂伤，带来了“老毛”的回信：“自珍（贺子珍原名贺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人自伤心水自流，面对丈夫如此委婉地提出分手，贺子珍纵是心曲千万端，悲来与谁说？从此，贺子珍的世界改变了，她更加孤独、无望。除了1941年毛泽东托朱德之女朱敏将他们唯一幸存的女儿娇娇（李敏）送到莫斯科，母女在异国有了短暂的团聚之外，贺子珍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甚至从1941年秋天开始到1949年春天结束，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贺子珍在被疏散到莫斯科郊外的伊万诺沃市，因与所在的国际儿童院发生冲突之后，竟然被当做疯子送进了精神病院，长达6年之久！而当她离开疯人院的时候，她离开毛泽东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三千六百个日日夜夜的煎熬，贺子珍度日如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