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关系

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群众运动作为我们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董必武所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是群众运动，没有这些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比如土地改革，仅仅依靠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一个法律而不动员人民群众是不行的，必须发动群众，让群众来参加，问题才能解决的比较彻底。”但决不能因此将群众运动看成是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分同志由此形成了习惯性工作方法，曾不顾时间、地点、工作性质和对象的不同而一味依靠群众运动，从而导致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上的失误。

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重新提倡贯彻群众路线；他还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和“实事求是年”。这对于纠正“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这次本该起到拨乱反正效果的重要决策，却没有能够阻挡住不久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势，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失误。其重要原因正在于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将践行群众路线同大搞群众运动混同起来。当然，当时党内不乏有识之士看出了这一倾向的危险所在，例如刘少奇和邓小平。

1961年3月到5月，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来到家乡湖南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邓小平则到北京郊区的密云、顺义等地调研。正是通过这次调研，邓小平和刘少奇均敏锐地发现了群众路线演变为群众运动的危害性。在这一年的12月，邓小平批评道，这几年“至少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他明确指出，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是，归根结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